五

离开扬州，听闻黄巢已经退出长安，罗隐觉得局势稍稍安宁，可以继续参加科举了。然而，皇帝尚未北返，罗隐需要入蜀考试。多年坎坷、一路漂泊，加之山河破碎、局势动荡，在理想与现实间穿梭的罗隐，到达了创作的巅峰。他经过利州，那里有诸葛亮驻军的“筹笔驿”，地势险要、山川形胜，大、小漫天岭远隔飞鸟，蜀道临崖通往天府。古往今来，英雄和他们的事业大抵沉沦了，这些无言的见证，依旧守候着新的开始。想到这些，又想到李商隐的旧题，罗隐写下了千古名篇——《筹笔驿》：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是在说诸葛亮苦心扶持蜀汉事业，但终究是独木难支。同时，也是在说自己，虽然一身大名，但和这个老朽的帝国一样，已经失去了命运的垂青，前途哪里是自己说了算的。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是活出自我的英雄。罗隐的愤世嫉俗、针砭时弊，乃是对自己满怀自信之时，向不公的天命与时事发出切中要害的呐喊与批评。有人说，甚至包括后来钱镠也觉得，他是怨恨时事、憎恶权贵的。不排除他有恃才傲物的狂妄一面，但从他认真科举、认真交友、认真批评的状态来看，他是以认真的态度面对黑暗的生活的。认识黑暗，还自信是改造黑暗的英雄，这样的人，不是尖酸的，而是可爱的。我认为，罗隐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

成都之行，最后无果而终。中和四年（884年）末，黄巢起义失败，次年正月，僖宗北返长安。大唐帝国在奄奄一息中，迎来了光启元年（885年）的春天。这一年，朝廷有人提出可以给罗隐授官，韦贻范坚决反对。他说：“我曾和罗隐一起乘船，艄公告诉罗隐，有位朝官在船上。罗隐却说：‘朝官是什么东西？我用脚创作都比他们厉害！’如果罗隐和我们一起做事，那我们在他眼里，岂不成了垃圾？”朝中人没有考证此事的真伪，但再不提征召罗隐的事，足见罗隐在当时以“狂”出名。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罗隐是很不高兴的，只好在南方继续谋生路。

罗隐年纪越大，批评的热情就越炽烈。光启二年（886年）正月，军阀朱玫逼唐僖宗出奔兴元，拥立其他人做了皇帝。有些人观望局面，接受朱玫的高官厚禄。罗隐看不过，直呼这是伪朝，还在诗中把这一闹剧比作衰朽的东晋小朝廷。他的判断不错，当年十二月，朱玫败死，依附者大多被杀。同年十月，日后与罗隐相得的钱镠执掌杭州，人生越走越宽阔；而罗隐北上长安，第十次拼搏科举场，科举之路，走向死角。据说当年有人在长安曾给罗隐看了个相，罗隐大概也怪不好意思的，但也把自己想中进士、做大官的心思吐露了一下。那个人笑道：“你中举，顶多以后也就做个小官；你要是听我的，赶紧去找一个地方霸主，日后必然飞黄腾达。”虽然这几年，罗隐的确和这样的人交往不少，但一直没把这句“戏言”当回事。第十战不捷，五十五岁的罗隐决定改变人生方向，去军阀那里找找门路。

这一找，便是与钱镠的相逢。

北方战争频仍，军头密布，但这里过于危险，恐怕不是安身立命的好地方。南方是家乡，罗隐又长期在江淮、两浙一带活动，自然以南方为首选。其实罗隐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到了钱镠，钱镠当时只是杭州刺史。光两浙一带，就有镇海节度使周宝、浙东观察使董昌，还有相熟的明州刺史、散骑常侍钟季文等人。钱镠不算最高官，也不是旧相识。但是罗隐也不是凭官职选人，荆南节度使张瑰邀请罗隐到自己那里去，就被罗隐拒绝。原来，张瑰为人残暴、手段狠辣，不为罗隐所喜。而镇海节度使周宝虽然对自己有旧恩，但被部下赶出了幕府，自顾不暇。浙东观察使董昌性格刚愎、野心很大；钟季文那里只能歇歇脚，并没有什么更大的上升空间。想来想去，还是投奔钱镠。

罗隐虽然不中举，天下却传遍了罗隐秀才的文名与狂名。但人毕竟老了，为谋差事，也懂得小心谨慎。罗隐担心，自己的狂名会不招钱镠待见。可钱镠与一般军阀不同，发迹后依旧热爱读书、款待士人，很想在东南有一番作为。这些，罗隐当时并不太清楚。罗隐谨慎地写了一首诗呈上，诗中说：“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钱镠知道，这秀才确有文名，又担心自己不能用他，卖一卖“清狂”。如果自己不用他，不就成了杀祢衡的黄祖，当不得乱世的英雄了？钱镠大笑，当即要职厚禄邀请罗隐。他给罗隐的回信说：“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二人之前素不相识，钱镠竟能把罗隐比作孔子，罗隐心中感激不已，当即说：“我不走了！”

是年夏天，罗隐来到杭州，投奔钱镠。钱镠为表欣赏，奏请朝廷，任命罗隐为自己的从事，并特意要求朝廷，为罗隐设置钱塘县令之职。当然，这里有很多种说法，有说罗隐不愿意接受，被迫任职的；有说钱镠作为刺史，看中罗隐，任命他为县令的。我的判断是，如果罗隐真的很不愉快，也就不会在这里供职，直到终老。

在钱镠这里的日子，是罗隐一生最安定、最富贵的日子。大家不要觉得做县令、从事，官儿低，钱镠自己那时只是刺史，并非身居极高之位。随着钱镠的升迁，罗隐也随之担任著作郎、镇海军掌书记的职务，成了钱镠的心腹秘书。比起在动荡的长安从科举之路按部就班地升迁，在钱镠这里的待遇，不可谓不优。这些日子里，除了公干，罗隐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和朋友们往来。他结交了一些本地道士，与他们过从颇多。罗隐虽然鄙视高骈迷信，但他接受道教中调整心态、修养神气的理论。他愤世而不乖张，从这里也可见一斑。

悲催的唐僖宗已于光启四年（888年）一命呜呼，弟弟李杰即位，是为唐昭宗。唐昭宗想励精图治，第一步是换个名字，为日薄西山的唐帝国冲冲喜。改名李敏，不太满意，干脆改名李晔。改名，就要举行个仪式，告诉天地四海。当年圜丘祭天毕，各地都遣使赴京庆贺，钱镠使团的代表便是罗隐。命运就是这样精彩，罗隐不久前还是一位落魄秀才，如今已成了东南的要员、红人。罗隐的文章，朴实而颇有气势，他为钱镠写的贺表说，这次改名为晔，是“左则姬昌之半字，右为虞舜之全文”。此语一出，满座称奇，唐昭宗本人应当也是非常满意的。

罗隐对振兴大唐很有兴趣。趁着人在长安，他向有心励精图治的昭宗献上《两同书》。所谓“两同”，就是借老子、孔子的学说，相互交融，形成的一套治国理政的理论。所以大家说，罗隐不是一位单纯的批评家。批评的本质，是要找到病症，对症下药。罗隐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罗隐从头到尾，将人生价值定位在报效国家上，尽管走了很多弯路，有很多牢骚，但是他没有改变向好的初心，反而抓住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的抱负。我想，这是他能不堕落、不颓废于乱世的重要原因。昭宗读过，非常欣赏，想赐罗隐进士及第，但有大臣不喜罗隐狂妄，仍然作罢。

罗隐返回杭州后，一边用心政事，一边也因年近耳顺，开始钻研易理术数。年纪毕竟大了，为了配合保健养生，他还自己种蔬菜、草药，供自己食用，可以说是个兴趣多样、文化水平极高的小老头。

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