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道义、权力和权威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

世界中心的转移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持久话题。在16世纪形成全球国家体系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主导国。随着主导国的变化，世界权力中心偶尔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国际关系学者一直试图追踪和解释为什么在过去5个世纪里这些大国相继崛起和衰落。

对主导国的兴衰有诸多解释。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著名研究可以说是保罗·肯尼迪的研究，他将霸权的衰落归因于帝国的过度扩张，这导致世界中心的转移。当政策制定者界定的全球义务远远超过霸权的防御能力时，就会出现帝国的过度扩张。[1]此外，罗伯特·吉尔平则认为经济上的不足是导致霸权衰落的原因。也就是说，维持国际现状以保持其主导国地位所需的经济成本超过其财政实力。[2]然而，理查德·内德·勒博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将霸权的衰落归咎于骄傲自大，认为“违背当时公认的道义规范的行为破坏了大国的地位、影响力甚至霸权”。[3]

如上所述，大多数理论都在研究如何回答“为什么霸权会衰落”的问题，几乎不考虑问题的另一面：“一个国家如何成功崛起？”似乎有理由断言，世界中心的转移，不仅仅是因为现有的霸权衰落，同时也是因为新的世界大国崛起。然而，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学者完全忽视了崛起的原因及其机制。因此，本书的目的是从道义现实主义[4]的角度解答崛起国何以成功这一问题，希望找出崛起国成功取代主导国的潜在机制。本书所建立的理论表明，当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强于主导国的政治领导力时，这两个国家的权力地位就可能反转，崛起国将成为新的主导国。换句话说，当崛起国的领导力比主导国和其同时代主要国家的领导力更强且更高效时，所有这些国家的国际权力将以崛起国胜过主导国的方式被重新划分。为了系统地探讨政治领导与国际权力再分配之间的关系，第一章先来厘清道义、权力、实力和权威的概念，因为它们是政治领导的构成要素。区分清楚这些概念后，我们将分析道义对权力、实力和权威的影响。

[1]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515.

[2]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6.

[3]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61.

[4] 针对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决定论与现代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张峰于2012年将其称为“道义现实主义”。参见Zhang Fe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no.1 (2012): 95-96。



道义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作用


正如詹尼卡·布罗斯特罗姆所观察到的，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在理论建设中对“道义”一词的定义不尽相同。建构主义者通常认为道义会影响政治实体制定的规范，而道义通常又与制定者的身份和理念相关联。因此，他们认为规范和利益是相互建构的，也是互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道义的力量源于自身，所以要用道义论的方法解释学习对制定政策的影响及群体性认识的形成。在这个问题上，英格兰学派分为社会连带主义者和多元主义者，尽管两者都从规范的角度研究道义，但他们对规范的功能看法不同。聚合主义者将规范视为自变量，而多元主义者则将规范视为无政府主义的产物。[1]和上述学派不同，现实主义者从功能的角度研究道义，这一点经常被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