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影响与战略信誉

前面的讨论分析了权力、实力和权威三种领导资源之间的差异。由于它们各自性质不同，因此道义对它们的影响方式也不同。由于战略信誉是最低标准的国际道义，因此领导国要建立国际权威起码得有较高的战略信誉。一个没有基本战略信誉的强国是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权威的。



道义的不同影响方式


道义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权力，这是因为道义行为能增加一国作为领导国的合法性，从而赋予该国更大的影响力。道义也会影响一国的实力，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也就是说，一国道义水平的高低先对其他事务产生影响，如改变其他行为体对该国支持或反对的立场，然后这些支持或反对逐渐增大，促使该国的实力发生改变。道义对一国的权力有直接的影响，其影响的方向取决于该国的行为是否符合普世道义准则。

巴勒斯坦可作为一个说明道义行为增加一国权力而未增加其实力的例子。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定居点政策，其做法是符合国际道义准则的，因此巴勒斯坦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政治支持，1955—2013年联合国通过了77次决议谴责以色列。[1]巴勒斯坦的道义行为提高了其主权要求的合法性，但没有增加其争取保护领土主权所需的实力。于是，巴勒斯坦的边界依旧很容易遭受以色列的侵蚀。

相反，日本是一个说明不道义行为降低了一国权力但不影响其实力的例子。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行为违背了国际道义准则，因此被认为是不道义的，激起了中国、韩国甚至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国际愤怒。[2]然而，尽管安倍政府的不道义行为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弱化了日本的国际政治权力，但日本的实力仍然保持不变，而且日本2013年的国防支出还增加了3%。[3]

道义对国家实力的影响取决于这种影响是扩大还是缩小国家实力。坚持国际道义准则能增强一国动员国内外支持的合法性，这就提高了国家的国际权力，从而可转化为其物质实力。这种现象在创建联盟体系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91年1月，美国组建强大的多国部队拯救了被萨达姆吞并的科威特，并惩罚侵略者。[4]美国的决策符合《联合国宪章》中关于领土完整的原则，是符合国际道义标准的。美国赢得了34个盟友，有效扩大了其进行海湾战争的物质实力。

相反，伊拉克萨达姆政府违反了国际法，其行为按国际准则是不道义的。因此，它失去了国内外公众的支持，伊拉克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差距大幅扩大。这表明，即使不道义行为不损害一国的绝对实力，也会大大削弱其相对实力。

虽然权威和权力是两回事，但道义对两者都有直接的影响。道义对领导国权威的正负影响方向，取决于该国行为是否符合普世的道义准则。道义的行为增强权威，不道义的行为削弱权威。权威是建立在道义基础之上的，因此领导国的国际权力与其道义基础呈正相关关系。历史表明，享有较大权威的领导国比权威小的领导国更有可能长期维持其国际领导地位。对于美国国际领导力下降的问题，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史蒂文·梅茨说：“打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通过占据道义制高点，并操纵美国政治制度中的薄弱之处是有可能挫败美国的。……不过，或许最大的教训就是道义上的含混不清可阻碍美国进步，甚至导致美国瘫痪。”[5]



战略信誉与以身作则


战略信誉属于最基本的国际道义，是领导国建立国际权威的先决条件。道义的层次主要取决于遵守道义的代价。遵守低层次道义规范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甚至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如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窃；遵守高层次道义规范就得付出较高的个人利益代价，如做慈善、助人为乐和奉行利他主义。因为遵守低层次道义规范比遵守高层次道义规范的代价小，所以前者容易做到，能做到的人也就较多。于是，人们有可能相信那些不遵守高层次道义规范的人，而不可能相信那些不遵守低层次道义的人。战略信誉属于低层次道义，和不说谎在同一个层次，所以没有战略信誉的国家就不可能得到他国的信任。因此，战略信誉成了领导国在国际社会中建立权威的先决条件。

战略信誉是跨越文明、文化、政治和政府这些界限的普世性道义准则。如同守信的人会被认为是讲道义的一样，有信誉的国家也会被认为是讲道义的。对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来说，领导国的战略信誉高意味着这个领导国是可靠的。一国通过诚信行为获得他国的战略信任，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权威，最终可转化为更大的权力。关于战略信誉对领导国的重要性，奈说：“软实力依赖信誉。当政府被认为是操纵舆论的且提供的信息被视为搞宣传时，信誉就毁掉了。”[6]

领导国战略信誉的高低与其国际地位及领导地位的持久性呈正相关关系。历史表明，缺乏战略信誉通常是国际领导地位短命的根本原因。荀子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7]荀子的这段话是说，国际权威不能靠强加于他国，而是要他国自愿接受。

领导国的样板作用有助于其他国家自愿接受其领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身作则，而非发号施令，是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孔子有相关论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8]换句话说，人们主动以某人为师，是因为他们把他当作榜样。一些早期的美国政治思想家也主张以榜样的方式展示道义原则。例如，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美国不是把自己的治理原则强加于人，而是通过美国的样板吸引他人”；托马斯·潘恩也说，“美国不应用枪炮和刀剑输出自己实践的那些普世原则，而应通过成功的榜样作用将自己展示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9]

这些美国思想家之所以反对强行传播道义，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认识到这样的外交政策有战争危险。然而，这种思想对美国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几乎没有影响了。自威尔逊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思想家试图在全世界实现民主，按照美国的意愿来改造全世界。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威尔逊式的民主人权观”，自一战以来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0]二战后，美国开始沉迷于以民主的名义发动战争。美国对非民主国家持续不断地发动战争，这导致某些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把实践普世道义和武力输出民主混为一谈。[11]这也导致学界很少再区分国际权威和国际权力了。

[1] “UN Resolutions Targeting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If Americans Knew,accessed February 15, 2017, http://ifamericaknew.org/stat/un.html.

[2] Takashi Oshima, “US Expresses Disappointment at Abe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Asahi Shimbun, December 27, 2013, http://ajw.asahi/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31227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