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国的领导与战略偏好

鉴于本书的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崛起国何以取代主导国的，下面所举的例子就仅限于崛起国不同类型领导的战略偏好，这样我们就能控制国家综合实力这个变量，从而能比较容易地展示国家领导的类型对战略偏好的决定性作用。



无为型领导——回避冲突


崛起国的无为型领导倾向于回避崛起困境。孙学峰将“崛起困境”定义为崛起国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增长导致其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战略压力或他国的负面反应。[1]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会本能地躲避危险和困难。荀子说：“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2]所以，崛起国领导回避崛起带来的压力和问题是很自然的行为。以中国面临的困境之一为例，一面是中国几乎无法和平统一台湾，另一面是武力统一台湾有引发中美战争的危险。面对这一困境，无为型领导就会以维护台海和平共同发展的政策取代统一台湾的政策。[3]这样的政策可以避免与台湾的军事靠山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

在权力转移的情况下，崛起国的无为型领导往往缺乏能力抵御急剧增加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源于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降低战略目标，崛起国就能大幅降低与主导国关系的紧张程度。多数情况下，崛起国的无为型领导可能会放弃崛起的目标，当然也就不制定崛起战略了。*无为型领导的策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这种策略对治国能力的要求不高；第二，这种策略效果明显，与主导国的紧张关系迅速缓解可证明策略的有效性。在中国，大多数赞成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人都遵循老子名著《道德经》中无为而治的哲学。[4]



守成型领导——运用经济影响


崛起国的守成型领导倾向于运用经济或贸易影响他国的外交战略。他们信奉经济决定论，视经济为一国综合实力的基础，将经济利益视为首要的国家利益。这种类型的领导认为，崛起困境源于崛起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冲突，所以他们采取扩大与冲突国的经济关系来缓解国际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决策者和经济决定论学者最偏爱的战略是“以经促政”。[5]

虽然以经促政战略不能像回避冲突战略那样有效减小外部压力和降低战争风险，但它毕竟可以暂时缓解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的效果可以作为守成型领导智慧的证据，从而证明以经促政战略是正确的。不过，人们容易误以为经济决定论的政策都是促进经济合作的，其实也包括经济制裁政策。崛起国的守成型领导会利用经济制裁对弱国施加影响，并通过解除制裁改善与弱国的关系。实际上，这种策略的效力往往局限于经济领域。



进取型领导——扩大国际支持


崛起国的进取型领导倾向于采取扩大国际支持的战略来实现崛起。领导意味着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据此，领导国的追随者越多，其领导力就越大。几千年来，联盟一直是领导国获取国际支持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战略。当然，领导国也必须承担一定的战争风险和保护盟国的代价来维系同盟。为了扩大本国的国际权力，进取型领导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和代价。然而，这种战略必然会加剧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为后者必然会试图遏制前者。面对这种冲突，崛起国的进取型领导将寻求盟友，尤其是在周边国家，以获得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来对抗主导国的压制。

崛起国的一些邻国与主导国为敌，崛起国与这些国家结盟会带来与主导国发生战争的风险，因此采取这种战略的政府也常常是有着进取思维和能提供强有力领导的政府。中国在21世纪初成为崛起国，但至今还没出现一个愿意采用联盟战略的决策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持不结盟原则，结盟战略自冷战后在中国被妖魔化为“冷战思维”。[6]目前，中国只有少数学者主张恢复联盟战略。他们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乏坚定的战略支持者，并认为任何战略都不如结盟能更有效地帮助中国获取国际支持。[7]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得不到广泛的国际支持，就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