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扰攘不安的岁月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那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进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期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潮。

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仍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了。大门关闭了近两小时。那些下课后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进来。群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时，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我回过头来时，发现有几个学生紧钉在我背后。北大评议会决定开除我所能记得的以及后来查出的闹事学生。

好几年以后，我偶然经过昆明中央航空学校的校园。航空学校原来在杭州，战时迁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青年军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过军礼告诉我，他就是被北京大学开除的一位学生。我马上认出他那诚实的面孔和健美的体格。闹学潮时紧迫在我背后所表现的那副丑恶的样子已经完全转变了，他的眼睛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唇边荡漾着笑意。这次邂逅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航空学校的校长来告诉我这位青年军官是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教官之一。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学生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常常是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此，他们常能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中日之间的“事件”日渐增多以后，学生的示威游行常常被日本人解释为反日运动。纠纷的根源在于“二十一条”要求和《凡尔赛和约》所引起的山东问题。自从远东均势破坏以后，日本几乎享有控制中国的特权。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取代瓜分中国的政策。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必须以均势为基础，均势一旦破坏，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任由日本宰割，另一条路就是自我振作，随时随地与日本打个分明。

学生们决定奋起作战，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们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足资攻击时，他们就与学校当局作对。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一旦他们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了。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很困难的。

若干学生团体，包括青年共产党员，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劳工运动以及工人的不稳情绪。沿海商埠的工人正蠢蠢欲动。铁路工人和工厂工人已开始骚动，而且蔓延各地。他们不久就与学生携手，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劳工运动是不可轻侮的武器。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曾以总罢工瘫痪香港，使这个英国殖民地在工商业上成为荒漠，历时十八月之久。

全国性的反英情绪是民国十四年的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五月三十日那一天，一群同情劳工运动的人在上海大马路（南京路）游行示威，公共租界当局竟然下令向群众开枪，好几个人中弹身死，伤者更不计其数。工人、商人和学生在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之下，随即发动全面罢工、罢市、罢课，上海再度变为死城。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的学生、工人、商人和军人继起响应，发动反英示威游行。群众行近沙面租界时，驻防英军又向群众开枪。于是香港各界亦开始罢工、罢市、罢课，使香港也变为死城。北京英国使馆的华籍雇员，在学生煽动之下，也进行同情罢工，致使这批英国外交官员很久都没有厨子和听差侍候。

自从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彼此呼应以后，游行示威者人数动以万计，北京不时有各色人等参加的群众大会出现，街头游行行列常常长达数里，群众手摇旗帜，高呼口号，无不慷慨激昂。一位白俄看到这种情形时，不觉蹴然心惊。他曾经在俄国看到不少这样的集会，他说这是革命即将来临的征兆，因此他担心是否能继续在中国平安住下去。

学生们找不到游行示威的机会时，曾经拿学校当局作为斗争的对象，工人的情形亦复如此。他们找不到示威的对象时，就把一股怨气发泄在雇主的身上。不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对付罢工工人，可比对付学生简单多了。他们有时用武力来弹压罢工工人，有时就干脆拿机关枪来扫射。

段祺瑞执政的政府显然认为机关枪是对付一切群众行动的不二法门，因此，在一群学生包围执政府时，段执政就老实不客气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府，军队就开枪。因此我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法阻止；但他们已经在校内列队集合，准备出发，结果不肯听我的劝告。他们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

我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得到发生惨剧的消息后马上赶到出事地点段执政官邸门前的广场上，男女学生伤亡枕藉，连伤者与死亡都难辨别。救护车来了以后，把所有留着一口气的全部运走，最后留下二十多具死尸，仍旧躺在地上。许多重伤的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