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中国与日本——谈敌我之短长

一重要因素，是他们的一种错误信念，他们认为日本是个神圣的国家，系神所缔造，而且应该根据神的意志行事，并且征服世界。这种心理是由军阀御用的历史家歪曲史实所造成的。为西洋人或中国人所不易了解，但是日本人却的确如此深信不疑。中国人也相信神佛，但是他们把神佛当作道德的监护者，而不是战争的呵护者。日本人却认为日本称霸是神的意旨。

从悠远的年代以来，日本的统治阶级一直相信神佛在战时总是站在大日本这一边的。元朝不克征服她时，他们就认为那是神佛以无边的法力保护了她。他们认为吹毁忽必烈汗蒙古舰队的台风就是神佛的意旨。我修改本稿时，已在战后十多年了，还在日本箱根遇见一位老尼。她说人们应该信佛。日本打败蒙古人，就靠佛的法力的。日本人一直相信历代天皇都是神的嫡亲后裔。直到战后，日本历史家得到言论自由，才用科学方法，把那些凝结在教科书里的神话，一口气吹散了。

中国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原是东京帝大的毕业生，他曾作过一件发人深省的历史研究工作，说明了这种宗教性的爱国热狂如何发展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宗教性的爱国热狂表现于军人日常生活者更是屡见不鲜。中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日本士兵身上都带着佛教或神道的护身符。我曾经见过许多由中国士兵从战场捡回来的这种护身符。中国士兵因为见得多了，就把这些护身符看作敌人装备中必备的一部分，除了偶尔拿它们开开玩笑之外，并不拿它们当回事。

其次美国空军与日本入侵飞机发生空战之后，我曾经权充向导领了一群美国官兵，乘吉普车经过好几里崎岖的山路，去看一架被击落坠毁的日本轰炸机残骸。我们从飞行员的尸身上和口袋里发现常见的佛教和神道的护身符，符上满是血迹，且已为枪弹所洞穿。一位美军上尉从日本飞行员尸体上捡出一块布符，问我那是什么。我告诉他那是符。

“那是做什么用的？”上尉问道。

“求神佛保佑。”我回答说。

“不过，佛好像并没有保佑他——”他翻过布符，想看看上面无法辨认的符号究竟说些什么，说了一声“我真不懂”，接着随手把布符往地上一丢，就立刻把它忘了。中国人也像这位美国军官一样，对于这种刀枪不入的表征始终一笑置之。世界各地人士也是如此。

那次空战时，我曾经看到七架敌机冒着白烟回旋下坠。其他的搜索队也从敌机残骸中捡回许多类似的符箓，以及弹药、地图和科学图表。这是中世纪迷信和现代科学一种奇怪的混合，但是日本人决不以为那是迷信；一种存在于冥冥之中的神圣力量驱策着他们为国家奋斗神佛则随时随地在呵护他们，护符只是那种神圣力量的象征而已。

香港陷落以后，有一对我很熟识的黄氏夫妇住在香港，他们很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当一位日本士兵进他们房子盘查时，他们就送了一尊佛像给他。这位日本兵由香港赴九龙时，所乘小船不意覆没，船上乘客除他之外全体没顶。他后来回来向黄氏夫妇道谢，因为他相信是那尊佛像救了他的命。但是按照中国人的想法，他之没有被淹死，不过是运气而已。

世界人士对于日本人在战时的宗教狂热所知不多，因为日本人自己在他们的宣传中很少提到它。但是在中国，现代科学却已削弱了旧的信仰，而且成为使旧信仰解体的一个因素。在日本，现代科学反而成为神的一种有力武器，使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团结一致。这种由强烈的宗教性爱国心所形成的心理背景，终使日本军阀无可理喻，使日本兵难于制服，使日本本身成为世界的一个威胁；这就是宗教狂热与现代科学结合的结果。

任何国家有这一位疯狂的邻居都会头痛。在过去六十年的动乱时代里，日本又岂仅使我国头痛而已！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责备从明治以来至战事结束这一时代之日本历史家，他们仰军阀鼻息，无古太史之风。其中虽偶有若干史家，敢批军阀逆鳞，但在环境逼迫之下，亦属孤掌难鸣，遂使日本历史成为神权迷信军权崇拜之护符。我就在碰见那老尼的同一天，在箱根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店主自称其祖若父，曾在封建时代为将军武士们束发整容。幼时曾听人们说，天皇的祖宗是中国人，从中国来的，这些话现在大家敢说了。以前没有人敢说，说了要杀头的。可见这些天皇非神说，早在武士阶级及民间流传。他还有几句有趣的话，我们可以在此作一插曲。他好蓄古钱，在他的小小搜集里，倒点缀了宋金明清四朝的铜钱，及相当时代的日本钱，他说日本钱是用日本铜在中国铸的。最有趣味的是，把大正昭和两代的硬币排列成行。中日战争开始以后，硬币步步缩小，战事愈久，钱缩得愈小，在最后一二年间，缩小了几等于鹅眼。他很幽默地指着说，这是代表“东亚共荣圈”的从民间流传的关于天皇源流故事看来，可以推想到日本历史虽受军阀之统制，而民间仍保存着乃祖若宗世代相传之口史，为军阀所不能毁灭者。

战后因思想言论自由，近年来新出版的日本史是值得我们一读的。昔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读日本最近出版之日本历史并各种学术的书籍，几乎使我与宣子有同样的感叹！

六七十年来，我国与日本所定的国策，同为富国强兵。日本所走的路线为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用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财富来养兵，军阀与财阀联合操纵军政大权。他们的权力超越一切党派与学派。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日本，一战而胜中国，再战而胜帝俄，三战横冲直撞而轰炸到珍珠港。

我国为何想富国而国不富，想强兵而兵不强呢？

第一，内政问题。日本倒幕尊皇，政权统一已数十年。我国初则保皇革命，国是未定。继则军阀割据，全国扰攘。等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的时候，内则共党称兵，外则日本侵略，内忧外患接踵而起哪里还谈得到富国强兵呢！

第二，经济思想问题。我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先天上已有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色彩，数十年来一般士大夫复颇有仰慕王安石统制经济之倾向，故对西洋资本主义，虽不一定反对，却不热心拥护。这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只以此而论，就可知道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的不容易了。

第三，门户开放问题。中国明清两代均采锁国主义。日本在德川时代亦采锁国主义。十九世纪之资本主义迫开了两国之门。在中国称之为通商，日本称之为开国。然日本之开国发之于统一之政府，故全国一致而收实效。中国则此开彼闭，前迎后拒，步骤极不一致。故开国之实效未显，而瓜分之祸兆已见。

以上对于中国与日本的比较，和对日本之批评，大部分是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所想到而记下来的。当全国被日军蹂躏，千千万万人民在日军铁蹄下牺牲生命财产的期间，我这记录似乎相当客观和公平。这是出于儒家忠恕平衡的传统观念，而日本却缺少了一个恕字。对日和约，我国主张维持日本皇室，放弃赔款要求，遣送全体俘虏返国，凡此种种，虽出于政治远见，根本思想还是出于恕道。我国人民知道“不念旧恶”为维持和平的要道，所以这种和约，为全国人民所拥护。

停战以后，我视察了好多日本俘虏营（湘西、汉口、南京等地）；我未曾看见当地民众对日俘有嘲笑或侮辱的举动，使我感觉到中国人民度量的宽宏。

日本战败后十余年来，其国内思想颇有变动，有些地方和我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