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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始,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敌军铁骑所至,毁坏了广大乡村之生产组织,又因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区域内征兵征粮,窒息了人力和物力。战事终了后数年,中美两同盟国政府,想把萧条而生产落后之中国农村,用近代科学方法,重新建设起来,于是合组了一个委员会,叫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了要了解农村的实际状况和问题,便包了飞机,计划了一个旅程,以南京为中心,分向全国各地作穿梭似的飞行。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见我的学生来帮我们的忙。
有一次我们的包机临时在汉中降落;汉中据汉水上游,是盆地中心,故物产丰富,昔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我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在这里推行农村建设工作。站在机场中瞩目四望,但见阡陌纵横,麦浪迎风,极视线而无际,当年诸葛亮便是屯军于此,北伐中原的。
因为是临时降落,事先未曾与当局接洽。正在徘徊之际,有一妙龄女郎迎面走来问我:
“校长,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你是哪一位?我们要找胡宗南将军。”
“我是您的学生,我们有好几个同学在机场里服务。听说胡宗南将军正在开军事会议,今天恐怕找不到他。”
于是有几位学生引导我们到一个小饭店。菜肴十分可口,餐后颇有齿颊留香之感。等到算账的时候,胡将军的副官已先付了账,使那几位学生因未做成东道而大为扫兴。
饭后即直飞兰州,大家因目的未达,不免失望,以后胡将军虽曾派代表来广州请我们再去,但我们已鼓不起勇气,婉辞谢绝了。
农复会的同仁们,尤其是美国的朋友们,觉得很奇怪,何以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有这么多的学生,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或乡间到处都会碰到。
另一次在飞机上,一位美国朋友同我开玩笑说:“你在天空里难道还会碰见学生吗?”
“那是不会有的了!”我回答。话未说完,有一位制服整洁,身材高大的飞行员,走来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对着我叫了一声“校长”。
“你是哪一位?”我问。
“我是您的学生啊!”他回答。
“你怎会在这里?”
“我是副驾驶员。”
“你是几时学了飞行的?”
“是很早以前,校长保送我学航空的。”
这时我可抖了,我就很自豪地对机内同人们说:“你们瞧,几十年苦校长不是白当的吧,苦有苦的报酬啊!”
谈笑间,飞机已接近台湾的上空了。
我们向窗外望去,但见海天一色,清波荡漾,云朵在晚霞中向后飞渡,使我不觉顺口吟出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因为当时大陆情形,已够使人担心了!
正在沉思的时候,在斜阳普照的一幅美景里,松山机场已经在望。映入眼帘的,一边是丛林蓊郁的山峦,一边是阡陌纵横的田垅。虽然眼前风景如画,但当时我们所想的只是如何工作的问题。美丽的宝岛风光,只有留待将来再欣赏了。
回溯抗战初期,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的日本木更津飞机队,曾到杭州轰炸苋桥飞机场。他们派去五架轰炸机,却没有驱逐机保护。到了杭州以后,我们苋桥的防御人员当即迎战。五架敌机,竟打下了四架,另一架狼狈逃去,飞到绍兴附近,终于坠毁。我曾经到那边去看过,见到那跳伞降落的日本飞行员。我问他,他不肯说什么。以后他才跟管理他的我方人员说了,当五架日机从台湾起飞的时候,日方的司令官说:“杭州方面没有高射炮,也没有驱逐机,你们放胆去炸好了。”
这时见到当年日军轰炸机基地的松山机场,不禁勾起我那段回忆;那时在杭州我还是第一次领教敌机轰炸的滋味,那恐怖的经验,竟使我永生难忘。
下机后,便有省政府派来接我们的人上前寒暄,然后登车驶入市区。我坐的那一部车子里,也有一位我以前的学生,他告诉我,这是省政府最好的一部汽车,专给我用的。他并很幽默地说:“这部汽车,是以前的省主席夫人的座车,我们把它保留起来,今天给校长坐。”
我笑了笑说:“那位主席夫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听了谦恭地一笑也便不讲什么话了。
汽车不久便到了圆山桥附近的一个政府招待所,我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当时已经有几位农业人员等在那里,报告台湾农业的近况并讨论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推行工作。后来我们到省政府去见省主席陈辞修先生,我们对他说,农复会的工作方针是两方面的,好像一把两面快的剑,一面用之于社会,以推行公平的分配;一面则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增产。因为我们相信,只讲生产而不讲公平的分配,那么增加生产以后,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结果必会造成社会的纠纷不但于事无补,恐怕对整个社会而论,反而有害。如果只讲公平分配而不讲生产呢?结果等于分贫或均贫,而不是均富。我们的目的是要均富,均富并不是说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使大家得到合乎公道的一份,不是使人人得到大小一样,轻重相等的一份。我们一方面讲公道,一方面讲生产,这就是我们的两边锋利的一把宝剑。这个政策经我代表农复会说明之后,辞修先生听了非常赞成,说:“好啊,我们很欢迎。”
我们又说,公平分配最要紧的是土地改革,那便是耕者有其田要讲生产,就必须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否则生产量不会增加的。陈辞修先生说,他赞成这个办法,当他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也曾经做过土地改革,收效很大。所以他也想在台湾做。不过目前的台湾百废待举,单凭他一个人与政府的力量,恐不易做到。经费既不够,技术人材也不足,是不是农复会愿意帮忙?
我当时就代表农复会说:“只要省政府有推行土地改革的决心农复会一定尽量帮忙。”
主席说:“好,我们就这样办吧!”
经我们在全国好多地方视察之后,深觉最重要的首推水利问题。土地必须有水,才能生产。至于其他各种生产方法,当然也应注意:台湾是亚热带地方,容易发生虫害,而且传布极速,应加强防治;还要注意肥料,改良旧品种,介绍新品种。不过,要增加生产,单靠技术和物质是不够的,组织农民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我们曾经派人调查过,台湾有个日治时代留存的农会制度。不过这个农会掌握在地主手中,它的宗旨并非替农民谋福利,只是为以前的殖民政府在台湾调度粮食供给日本之用。
实际上那只是政府收购粮食的一个机关,我们建议把这种农会改组。主席对我们的建议都很赞成。商讨结果,决定一方面将农会改组为真正农民的农会;一方面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关于生产方面,则着重水利建设,注意施肥,因为台湾土地是没有大陆肥沃的。其余像防除病虫害,改良品种,以及各式各样的生产办法,我们都详尽地研究过,务求达到改善国民生活的目的。
离开省政府后,大家都觉得很愉快,感到这位省主席决断力很大,看来他的行政经验很丰富,我们可尽量和他合作,以推行土地改革和耕者有其田的计划。
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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