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会发展;也会衰老,会死亡。
文化,如果能够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旧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了,也还可以复兴。
历史上多少灿烂的文化,如巴比伦文化,迦太基文化,古埃及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都像昙花般一现就销歇了。但也有若干文化,绵延不断,历久弥新。其间盈虚消长,是值得我们深长思索的。
大凡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人类有种种生活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得不想种种方法来创造,来发明。这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力。另一个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环境变迁多半是受外来的影响。这是因为四周环境改变了,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就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人类如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就不能在这环境里生存。我们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总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是少数古文化现在还巍然屹立的一枝。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能不断吸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历史上较早的较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战国。
战国时候的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生存,不管王公大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毅然采取了匈奴的服装(胡服)和他们的骑射之术(骑在马上射箭)。
胡服和骑射都是外国的东西。他的叔叔公子成对此大表反对他说:“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援臣愿王熟图之也。”
赵武灵王听了这席话,便自己亲自去向他叔叔说明。他说:“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略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
上面这段话,把公子成说服了。于是下令变服,习骑射。
胡服骑射的结果,中原出现了两种东西。一种是裤子,一种是骑射。中国人向来不穿裤子,裤子是从胡人那面学来的。我们推想大概在打仗的时候,要骑在马上射箭,没有裤子不大便当。骑射在战术上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以前我们的箭是徒步的兵卒,从地面发射的也有站在战车上发射的。自从胡人那儿学得了骑射以后,战车便少用了,甚至于不用了。这是因为战车太笨重。在中原平地,没有山的地方,可以横行,可以打仗。但赵国(现在的山西)境内多山,战车在山里无法使用,所以非采取骑射不能抵抗敌人。从此以后,战争的方法起了革命性的改变,也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骑射引进以后,马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所以有“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之句。汉武帝在宫外好几千亩地里种了苜蓿。天马是指西域来的马。阿拉伯古称天方,从那边来的马称天马。马要用苜蓿来饲养,所以要引进马,同时还要引进苜蓿。这时战车不用了,原来徒步的兵卒,现在已成了马上的骑士。从此军队的活动范围变得既广且远,运用也迅速了。因此战术便整个变了。
虽然胡服骑射是外面来的,但进来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我们内部长期发展和适应的结果,到汉武帝时,中国已经繁殖了不少的马,战术也变得高明了,所以能把匈奴逐出去。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他一面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发展军略,改进战术,文治武功,都极一时之盛。凭了新发展的战术,引军西向,把匈奴赶得远远的。历史上说:“匈奴远行,不知去向。”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跑到欧洲去了,他们骚扰欧洲四百多年,结果把罗马帝国毁了。
所以外来的文化,如果能够采取适当,并适应本国的环境,是能够帮助解决本国问题的。进来之后,便成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便可以产生一种更高的新的文化。胡服骑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外来的文化,固然可以刺激本国文化的发展;而本国的文化,受了外来的影响,也可以更适应环境。如果食而不化,便不会产生像汉代一样灿烂的文化。所以最危险的事情是只以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好,对外国来的瞧不上眼。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知识不够识见近,往往患这种毛病。譬方最近义和团的事情,西太后以至于北方一班老先生,恨外国的文化,用中国义和团的符咒、刀枪想打外国人,结果一败涂地。我们不是说外国来的都是好的。外国来的东西,如果不能适应中国的需要,当然不会采取。外国来的东西与中国有好处的,是拒绝不了的。
譬如我们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大都是从西域外国来的。如琵琶、胡琴、羌笛,好多乐器,都是外国来的。中国原来的音乐,只能在孔庙里听见。许多人都不知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是受外国影响很大的。唐代的各种宫廷音乐,大都是西域来的。现在日本宫廷里还代我们保存了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守旧的,我们一向很愿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们这民族能够这样长久存在,原因就是愿意向外国学习。
又譬如佛教,是从东汉时起,慢慢地进来的,到唐朝大盛。从东汉到宋朝(从二世纪到十一世纪)经过八九百年的功夫,佛教变成了中国自己的思想,与中国原有的儒道两家思想一直共存到现在。等到北宋的时候,宋儒起来了。宋儒是我们原有的儒家思想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思想。它把中国自己原有的思想改变了。所以近人把宋儒叫新儒学。
现在我们讲新儒学。我们现在称宋儒明儒之学为新儒学。新儒学有两派:一派以我国原有思想为主,所受佛教思想影响较轻。这派叫做程朱学派。程指程颢、程颐兄弟,朱即朱熹。另一派以宋之陆象山明之王阳明为领袖,所以称为陆王派。这派受佛教思想较重,所含我国原来的思想较轻。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陆王派对外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本来的儒家思想是并重的。两派比较,则程朱一派较为侧重儒家思想一些,这是两派的分别。
陆王一派到了明朝,佛教思想格外浓厚,这是受了禅宗思想的影响。陆王、程朱两派彼此互相诋毁,互相倾轧。陆象山曾作诗讥讽朱熹,他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其实陆王与程朱两派,都同受佛教影响,不过轻重之分而已。
明朝末期,西洋耶稣会士来了,他们一面传布耶稣的教义,同时把西洋的科学也传了进来。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传入,影响了清代的学风。有清一代,因为受科学的影响,考证之学,便成了清代学术的中心。
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初期是由日本转译而来,稍后才直接从西洋输入。自西洋文化直接从欧洲输入,中国文化就开始发生大变动了。这个大变动可以五口通商、割让香港做起点。此后,外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都一起汹涌地进来了。中国所受影响,也愈来愈厉害。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想帮助光绪皇帝把中国彻底改革,实行西化。但因当时反动的力量太大,政变没有成功。到一九〇〇年(庚子年)的时候,忽然发生一项反西化的大反动——义和团之乱,他们想帮助清朝消灭外国人。所谓“扶清灭洋”,就是他们的口号。这事闯下了很大的乱子。
上一章
章节列表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