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会发展；也会衰老，会死亡。
文化，如果能够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旧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了，也还可以复兴。
历史上多少灿烂的文化，如巴比伦文化，迦太基文化，古埃及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都像昙花般一现就销歇了。但也有若干文化，绵延不断，历久弥新。其间盈虚消长，是值得我们深长思索的。
大凡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人类有种种生活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得不想种种方法来创造，来发明。这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一个动力。另一个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环境变迁多半是受外来的影响。这是因为四周环境改变了，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就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人类如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就不能在这环境里生存。我们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总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是少数古文化现在还巍然屹立的一枝。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能不断吸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历史上较早的较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战国。
战国时候的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生存，不管王公大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毅然采取了匈奴的服装（胡服）和他们的骑射之术（骑在马上射箭）。
胡服和骑射都是外国的东西。他的叔叔公子成对此大表反对他说：“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援臣愿王熟图之也。”
赵武灵王听了这席话，便自己亲自去向他叔叔说明。他说：“吾国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略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
上面这段话，把公子成说服了。于是下令变服，习骑射。
胡服骑射的结果，中原出现了两种东西。一种是裤子，一种是骑射。中国人向来不穿裤子，裤子是从胡人那面学来的。我们推想大概在打仗的时候，要骑在马上射箭，没有裤子不大便当。骑射在战术上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以前我们的箭是徒步的兵卒，从地面发射的也有站在战车上发射的。自从胡人那儿学得了骑射以后，战车便少用了，甚至于不用了。这是因为战车太笨重。在中原平地，没有山的地方，可以横行，可以打仗。但赵国（现在的山西）境内多山，战车在山里无法使用，所以非采取骑射不能抵抗敌人。从此以后，战争的方法起了革命性的改变，也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骑射引进以后，马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所以有“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之句。汉武帝在宫外好几千亩地里种了苜蓿。天马是指西域来的马。阿拉伯古称天方，从那边来的马称天马。马要用苜蓿来饲养，所以要引进马，同时还要引进苜蓿。这时战车不用了，原来徒步的兵卒，现在已成了马上的骑士。从此军队的活动范围变得既广且远，运用也迅速了。因此战术便整个变了。
虽然胡服骑射是外面来的，但进来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我们内部长期发展和适应的结果，到汉武帝时，中国已经繁殖了不少的马，战术也变得高明了，所以能把匈奴逐出去。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他一面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发展军略，改进战术，文治武功，都极一时之盛。凭了新发展的战术，引军西向，把匈奴赶得远远的。历史上说：“匈奴远行，不知去向。”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跑到欧洲去了，他们骚扰欧洲四百多年，结果把罗马帝国毁了。
所以外来的文化，如果能够采取适当，并适应本国的环境，是能够帮助解决本国问题的。进来之后，便成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便可以产生一种更高的新的文化。胡服骑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外来的文化，固然可以刺激本国文化的发展；而本国的文化，受了外来的影响，也可以更适应环境。如果食而不化，便不会产生像汉代一样灿烂的文化。所以最危险的事情是只以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好，对外国来的瞧不上眼。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知识不够识见近，往往患这种毛病。譬方最近义和团的事情，西太后以至于北方一班老先生，恨外国的文化，用中国义和团的符咒、刀枪想打外国人，结果一败涂地。我们不是说外国来的都是好的。外国来的东西，如果不能适应中国的需要，当然不会采取。外国来的东西与中国有好处的，是拒绝不了的。
譬如我们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大都是从西域外国来的。如琵琶、胡琴、羌笛，好多乐器，都是外国来的。中国原来的音乐，只能在孔庙里听见。许多人都不知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是受外国影响很大的。唐代的各种宫廷音乐，大都是西域来的。现在日本宫廷里还代我们保存了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守旧的，我们一向很愿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们这民族能够这样长久存在，原因就是愿意向外国学习。
又譬如佛教，是从东汉时起，慢慢地进来的，到唐朝大盛。从东汉到宋朝（从二世纪到十一世纪）经过八九百年的功夫，佛教变成了中国自己的思想，与中国原有的儒道两家思想一直共存到现在。等到北宋的时候，宋儒起来了。宋儒是我们原有的儒家思想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思想。它把中国自己原有的思想改变了。所以近人把宋儒叫新儒学。
现在我们讲新儒学。我们现在称宋儒明儒之学为新儒学。新儒学有两派：一派以我国原有思想为主，所受佛教思想影响较轻。这派叫做程朱学派。程指程颢、程颐兄弟，朱即朱熹。另一派以宋之陆象山明之王阳明为领袖，所以称为陆王派。这派受佛教思想较重，所含我国原来的思想较轻。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陆王派对外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本来的儒家思想是并重的。两派比较，则程朱一派较为侧重儒家思想一些，这是两派的分别。
陆王一派到了明朝，佛教思想格外浓厚，这是受了禅宗思想的影响。陆王、程朱两派彼此互相诋毁，互相倾轧。陆象山曾作诗讥讽朱熹，他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其实陆王与程朱两派，都同受佛教影响，不过轻重之分而已。
明朝末期，西洋耶稣会士来了，他们一面传布耶稣的教义，同时把西洋的科学也传了进来。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传入，影响了清代的学风。有清一代，因为受科学的影响，考证之学，便成了清代学术的中心。
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初期是由日本转译而来，稍后才直接从西洋输入。自西洋文化直接从欧洲输入，中国文化就开始发生大变动了。这个大变动可以五口通商、割让香港做起点。此后，外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都一起汹涌地进来了。中国所受影响，也愈来愈厉害。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想帮助光绪皇帝把中国彻底改革，实行西化。但因当时反动的力量太大，政变没有成功。到一九〇〇年（庚子年）的时候，忽然发生一项反西化的大反动——义和团之乱，他们想帮助清朝消灭外国人。所谓“扶清灭洋”，就是他们的口号。这事闯下了很大的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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