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胡适之先生与白话文运动

现在让我谈一谈胡适之先生，他的文学革命有几个要点（民国六年）。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三）“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他所提倡的白话文，对于普及文化的功劳很大，这是思想工具的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使全国易于运用，只要稍稍训练一下就可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了。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当白话文开始通行的时候，学校里的墙壁上，匿名揭帖忽然增加。因为以前或用打油诗骂人，或用其他韵文论事，总要古文有相当根底才行，不然就会被人骂为不通而失其效用。白话文则无论阿猫阿狗都会写上几句。

白话文运动，既由北京大学的教授所发动，因为这些发起者是著名大学里的著名学者，也就把白话文的地位提高了。没有几年，全国青年，便都改用白话文。后来教育部又采用白话文编辑学校课本因而通行全国。这一思想工具的改变，关系十分重大。迄今我们无论写什么文章，讨论什么学问，都已采用白话文了。这就是文学革命中改革文字工具的结果。

白话文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那自然是因为文言不容易写，而白话文却是容易写的。因此白话文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们所需要的一种文字工具。另一个原因是书坊的投机，书坊因为青年要看白话文，出了许多似白话而非白话的书，虽然为谋利，但作用却是很大的。



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那时候，陈独秀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长（民国五年就职），也极力推动文学革命，他的《文学革命论》（民国六年）提出三点：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的《新青年》自上海迁到北平以后，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班朋友、一班教授和教授的朋友们，提倡文学革命和一切改革运动的中心。

“五四”（民国八年）之后，文学研究会于民国九年在北平成立其主张可以沈雁冰（茅盾）为代表，在他的《近代文学何以重要》一文里，提出五点：

（甲）“因为近代文学不是贵族的玩具……而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文学。”

（乙）“不是一部分贵族生活的反影，而是大多数平民生活的反影。”

（丙）“不是部分贵族的娇笑唾骂、喜怒哀乐的回声，而是大多数平民要求人道正义的呼声。”

（丁）“不是守旧的退化文学，而是向前的猛求的真理文学。”

（戊）“不是空想的虚无的文学，而是科学的真实的。”

陈独秀在《新青年》里，推崇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一位是德先生。赛先生代表科学（赛因斯），德先生代表民主（德谟克拉西）由此可知他的根本思想本来是西方思想——民主与科学，那么为什么又要在《新青年》里发表一些激烈的思想呢？

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旧的制度、旧的传统和旧的习惯，在束缚和压迫着人民，所以他反对旧社会制度和旧礼教，都曾竭力攻击这样，大家才误会《新青年》是主张三无主义的，即无政府、无家庭无上帝。后来人家又硬把三无主义加到北京大学一班教授的身上，那就距离事实更远了。

凡是一种新运动的勃起，旧社会的人们总是不易接受的，往往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它，制造出种种谣言来诬蔑它，使它站不住。事实上北京大学只是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凡教授和学生的思想，学校向来是任其自由发展，不加干涉。这也就是战国儒家的思想。

这里我来谈谈陈独秀。他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我常常和他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的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陈独秀的许多激烈的言论，是因为由习惯传下来的各种旧思想，妨碍着民主与科学的发展而引起的。所以他主张打倒原来的习惯与旧有的思想。但这不是他最后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与方法，用于建立一个民主与科学的新社会。

所以他后来到底不能与共产党相容。记得有一次我曾看见他的一篇文章，骂得非常厉害。所以正统的共产党骂他是托拉斯基派，后来又骂他是“取消派”，说他要把共产党取消了。

陈独秀的口才很好，为人风趣，与他谈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他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有一次因为他发传单而被警察捉去，后来由安徽同乡保出来的。以后还有几次也几乎被捕。一天，我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我知道了这消息，便和一个学生跑到他住的地方〔刘叔雅（文典）家里〕，叫他马上逃走。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

为什么坐骡车要李大钊同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他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熟，容易逃出去。记得他们逃到山里的小村子后，李大钊曾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因为他们住在乡下的一个古庙里，晚上点了很小的油灯，所以有青灯如豆之语那时我国政权还没有统一，北平方面要捉陈独秀，但旁的地方并不捉他，只要逃出北平警察厅的势力范围之外，便无危险。

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

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

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独秀起初的思想并没有像后来共产党提出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种主张。最初，他只是替贫穷的人民打抱不平。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水浒传》的一首诗：“赤日炎炎如火烧，田中禾稻半枯焦，农夫心中如刀割，公子王孙把扇摇。”他以这首诗反映出农民的痛苦和富人的坐享其成。因此他主张改革社会，认为非改革社会不能实现民主；要实行民主，便要同时提倡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