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文学革命是要把旧的思想重新估计其价值，并用白话文来表达思想，以科学方法研究问题。对内是讨论社会问题与思想问题，对外是输入西洋的文艺和思想。早期输入的西洋思想都是民主主义和人性主义。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体主义是后来的。

在五四前后的中国，民生凋敝，政治腐败，无论何人都感不满要说话的人们利用白话文作工具，来批评旧时代的社会思想和种种腐败的情形，觉得便利不少。例如已在前面说过的《阿Q正传》，就是批评绍兴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黑暗面，对阿Q所受的苦难，表示同情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利用狂人的心理，深刻地咒骂吃人的礼教。

这类情形，若用古文来描写就不容易达意了。他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白话文小说，都是攻击当时社会的腐败至于明清时代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书也都是用白话文写的。由此可知用白话文来描写事物，不自今日始，不过把它的地位提高罢了。而提倡它的又是在我国学术界地位很高的北京大学，所以一经提倡，便全国风行。

当时一般反对旧思想的人们，因各有不同的背景和经验，所以反对旧社会的目的也不同。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见解固然不同，即文化方面的见解也各异，大概根本上都受西欧个性主义的影响。人们用自己的意见，来批评社会，批评历史，这是早期一般人在文学上的表现。后来有人觉得文学革命既已成功，进一步便要讲革命的文学了。文学革命掉一掉头，便是革命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问题就多了。所谓革命文学，就是要讲文学怎么样提倡革命。于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道德革命、家庭革命，五花八门的革命问题都来了。

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说我们需要原则，要先提出主义来，然后照这个主义去研究问题。另一种说我们少谈主义，要先把问题解决，等到所有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五四”以后有一部分赞成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多谈问题少讲主义这一派。另一批人像李守常（大钊）、陈仲甫（独秀）等，则主张如要解决问题，必先提出主义来。要讨论一切问题，就该先定几个原则，主义就是原则。因此无形中成为两派：一派是专门研究主义。实际上专门谈问题也会引到主义上去的，专门讲主义呢？主义本身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还是讲到问题方面去。

又有人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应该笼罩一切。还有人说只讲科学是不够的，问题后面还有哲学。当时有一班人喜欢德国一派的哲学，于是讲科学的人们把德国哲学称为玄学。他们反对黑格尔哲学（Hegelian）、康德哲学。他们说这些是玄学鬼，应该打倒的，他们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一切问题。所以“五四”以后的学术界，有“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和“科学与玄学”的辩论，其影响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大。

自俄国文学流入我国，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便跟了进来。同时俄国又不断地宣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平等待我，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共产党以俄国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渗透到学校里，再由学生们传到工厂和农村。他们充分利用所有的机会，用文艺作为宣传思想和战斗的工具。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为国民革命军铺了一条胜利之路，对于北伐顺利的成功大有帮助。其后之革命文学，也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



九、台湾文艺界继承了西欧思想的遗产


现在台湾文艺作家们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根据以“五四以来所主张的民主与科学；一个是根据社会上本来存在的事物，如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予以写实的记载，此即所谓自然主义。民主主义本来以人性的尊严，个人的自由为根据的，此即所谓个性主义。概括言之，台湾的文艺作品是根据个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对人类的尊严，人性的向善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予以信心。自然主义看见实际社会里各种现象，予以客观的批评，和写实的记载。各种实际现象所显示的，虽不一定如启蒙时代对于人性之乐观，但亦不一定与启蒙时代人们所希望的相违反。人们各以自己所见据实写下来，不以主观的思想定事物之优劣。

“五四”前后所介绍进来的自然主义的作品，如法国都德之《最后一课》，莫泊桑的《项链》、小仲马之《茶花女》等等。同时从俄国来的写实小说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爱娜卡琳》，朵斯妥也夫斯基的《迫害与患难》《罪与罚》，都和法国的自然主义一脉相承的。

北欧来的易卜生的问题剧如《傀儡家庭》等，亦是属于自然主义派的。

民国十六年清党以后，共产党潜入地下活动，以写实方法，形容人民苦痛，倡为大众文艺，以布尔塞维克主义为师，而称之谓新自然主义。此新自然主义举例而论，可以茅盾之预祝共产党黎明将至之《子夜》（民国二十一年）为始，而以丁玲描写土改而得斯大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民国三十七年）为止。这段期间可说是普罗文学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