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审判日(3)

人员从车上拿下十一个铝制圆筒，把每个圆筒里的骨灰依次倒入水中。接着用斧头劈砍这些圆筒，并用皮靴后跟把破碎的圆筒踩平。孔特文兹巴赫河水将骨灰冲入伊萨尔河，再引入多瑞河，骨灰从那里进入大海而流走。四方调查委员会的目的达到了，那就是消灭这些人的一切肉体和遗物的痕迹，因为环绕着这些痕迹，可能产生将纳粹主义奉为神圣的神殿。
　　约翰·伍兹士官长正在领略着名声的乐趣。伍兹被带回到斯坦因城堡，以便举行他生平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他那张粗糙的红脸蛋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他说：“我绞死了这十名纳粹分子，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我的任务完成得也很好。一切都很顺利。我绞死三百四十七个人。我从未见过任何人死掉的下场要胜于此。我不紧张。但我没有任何胆量。任何人干这一行都不能有胆量。”紧接着行刑之后，他又干了些什么呢？一名记者问。他微笑着说：“给我和我的伙伴们来了一杯烈酒。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为《伦敦星报》工作的，报导犯罪的资深记者塞西尔·卡特林就花掉那么长时间犯人才被宣布死亡问及伍兹。里宾特洛甫，十七分钟；约德尔，十八分钟；而凯特尔，二十分钟，实在令人吃惊。卡特林说，他有可靠根据，得知有些犯人的脸还遭到毁伤。伍兹一度显得局促不安。他说，正如任何医生都可以证实的，从被绞死的人身上听到的任何噪音都是反射作用的反应。那么血呢？“这是十分自然的。犯人在下落那一瞬间咬了自己的舌头，这种情况是有的。”有人扔给那位土官长一个绞索，并要他摆出姿势拍照。他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抓着绳子，冲着闪光灯作出微笑。
　　卡特林对伍兹的表现有何看法？卡特林的同事后来问道。荒诞不经，卡特林说。对这些犯人的捆绑不得当，落下的高度也不够。他曾亲眼目睹过好多续刑场面，足以知道这些犯人并非脖子一断马上就失去知觉的，而是被勒死的。卡特林或许说对了。军方后来从未再用伍兹主官长做绞刑执行者。
　　其余的犯人等待着转移到他们的新住所施潘道监狱，那是柏林的一座中世纪的堡垒。就在这当儿，他们被打发去收拾最近腾空了的第一层牢房。最后一餐的残羹剩饭的餐盘还在小床上和桌子上放着。文件和被褥散落各处。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的房间窗明几净，毛毯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角。斯佩尔注意到塞斯一英夸特在墙上的日历用铅笔在10月16日处标上了十字架。
　　斯佩尔、席拉赫与赫斯被派去拖体育馆的地板。行刑时窗户曾经被弄得暗淡无光，后来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整个体育馆。阳光无情地照射在放过绞架的地板上。他们看到一块棕红色的污渍。斯佩尔认为，这是血。他觉得难以保持镇定自若。赫斯站在那块有污渍的地上，咔嚓一声立正，举起手行了一个纳粹军礼。此举是出自嘲弄、疯狂还是真心？斯佩尔弄不懂，对于赫斯，人们从来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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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和欧洲，曾主持过审判的人，检察官和法官，眼看着自己的不朽功绩在最后一刻被纳粹的诡计所破坏。从纽伦堡冒出个不妥当的标题——正义未获胜．戈林诈骗了绞刑执行入。这次审判本打算给罪犯定罪并加以惩处，更高的目的是阻止未来的侵略者。但这次审判还有另一目的：迫使德国人民认识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带来的可怕后果。处决的第二天，《时代》杂志驻纽伦堡的记者约翰·斯坦顿深入到街道搜集反应。他发现德国人“突然挺直了腰杆。人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停下来兴致勃勃地互相交谈……德国人昨天晚上还避开美国人的眼光，而今天则坦然地望着美国人，脸上还带着微笑”。戈林忽然变成了“我们的赫尔曼”，就是“报复了德国的征服者的那个人”。《纽约时报》的社论说“戈林死时的戏剧性姿态似乎帮助了这些德国人忘记他的罪行。本应掌握在民主国家手中的武器，忽然变成了执迷不悟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武器。”
　　戈林在整个审判期间最爱说的话题是苏联与西方的联盟是战时的强迫的结合，是注定要失败的。戈林的死促成了这一联盟的破裂。俄国官员开始大声推测说，美国人暗中串通好了来帮助戈林从羞耻中挽回名声和荣誉。
　　处决十天以后，即10月26日，四方调查委员会发布了对戈林自杀事件的公开报告，是一页纸的简短声明，委员会完全支持三人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几位成员接受了戈林所谓氰化钾胶囊一直由他掌握着的说法。调查委员会接受三人调查委员会的意见，即戈林曾在不同时候将这种胶囊偷偷放进马桶里，他的消化道里以及肚脐中。调查委员会免除了该牢房值班看守及其他疏忽大意的监狱人员的罪责。“在特殊的审判情况下所采取的保安措施是得当的，执行情况也是令人满意的。”调查委员会的声明最后得出结论说。
　　调查委员会决定不公布调查人员的高度机密的详尽调直结果，也不披露戈林自杀前留有遗言的事实。调查人员在其末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把戈林描绘成“聪明而执迷不悟……是一名用妙计哄骗守卫的很有心计的人”。该报告的涵义是，一支拥有约一百二十人、日夜看守一个牢区的分队，尽管执行包括不断监督、频繁搜查的严格规定，根本不是关在牢里的老奸巨猾的人的对手。
　　至于被夸张了的保安措施，监狱牢房的安排已有一年没有变动过，已有六个月没有进行过直肠检查。戈林在给上校的纸条留言中，说过他在化妆箱的面霜瓶里还藏有一粒弹壳。调查委员会发现了它，从而证明犯人的行李从未被彻底地搜查过。一等兵威廉·格伦尼后来吐露说，许多看守像他一样，发现这些规定——把灯光照到睡觉的犯人的脸上，如果犯人面对墙睡就推推他们，强迫犯人把双手放在毛毯上面，禁止交谈——都是“不切实际的”，并未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
　　陆军实验室的试验证实，部分地装着致命胶囊的子弹壳曾被偷偷地放在戈林的直肠里，因为在子弹壳上发现了粪便的痕迹。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认定，这枚子弹可以暂时藏在马桶的冲水管道里。而且，戈林自杀之后，在他的床垫上发现了裂口，而在此之前并没有裂口。
　　调查委员会只审问了五个人：安德勒斯、其副手泰克少校、弗鲁克医生、罗斯卡医生、罗伯特·斯塔思斯上尉。另有三十四名监狱人员立了发誓的声明。泰克斯·惠利斯的声明说：“从1946年10月10日至1946年10月15日这个期间，我握有狱中行李房的钥匙。我可以肯定地声明，在此期间戈林没有从行李房取走任何物品，也没有接近行李庚的机会。”这是一份同其他十名也可出入行李房的军官签署的声明完全相同的声明。惠利斯与其他九人均未被单独地讯问过。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中有两名是安德勒斯的下属，这给人留下了国家保安队对自己进行调查的印象。


　　那些熟悉官僚机构办事手法的人明白，军方究竟干了些什么。调查当然是要的，但其目的却未必是要披露真相和惩办失职者。推而广之，那样就往往要责怪美国军方了。四方调查委员会中的英国和法国委员并不想使同行军官感到难堪。对调查结果可能提出质疑的唯一委员，是苏联的马尔科夫少将。而委员会的报告是在他正好出差去柏林期间发表的。
　　戈林没给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增添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