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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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是黛西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她意识到这也许也是她最后一天。

但她无法走回那对母女的房子，和她们共用一间地下室。她必须远离这里。她需要回家，一个人痛哭一场。

黛西匆匆戴上头盔和护目镜。她抵挡住躲到最近一扇墙后面的冲动，跳上摩托车飞驰而去。

她没能骑多远。

骑了两条街以后，有颗炸弹正中黛西前面的一幢屋子，她立刻刹住了车。房顶炸开了洞，地面被爆炸的冲击波抖了几下，很快火焰从房屋中熊熊升起，像是煤油炉的煤油泼散出去而引发了火灾似的。没一会儿，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从屋子里哭叫着跑了出来，她头发着着火，直奔黛西而来。

黛西跳下摩托车，脱下皮外套，紧紧包住小女孩的头，隔绝氧气，扑灭了火苗。

女孩不再尖叫了。黛西拿掉包在女孩头上的皮外套。女孩开始嘤嘤地哭泣起来。她没有刚才那样痛苦，但头发全没了。

黛西前后观察着街道。一个戴着防空队臂章和钢盔的男人拿着一个侧面漆有红十字标识的锡罐跑了过来。

女孩看着黛西，张嘴哭泣道：“我妈妈还在里面。”

防空队队员对女孩说：“亲爱的，别怕，我来照顾你。”

黛西把女孩留给防空队队员照顾，跑到房子前门。这幢房子看上去是幢分割成廉价公寓的老房子。楼上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但她还能进去。她猜里面的人应该在厨房，于是一口气跑到楼后侧的厨房。她看见厨房地上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小床上有着个婴儿。黛西抱起婴儿跑出了这幢楼。

头发被火烧没的女孩尖叫：“这是我妹妹。”

黛西把婴儿交到女孩手里，又一次跑进屋子。

不省人事的女子太重，黛西没办法把她完全抱起来。黛西退到女人身后，把她撑起来坐在地板上，然后把手臂放在她的肩膀下面，把她拖过厨房和走道放在街上。

一辆房车改装的救护车疾驶而来。房车的后部被改装成担架可以出入的宽大平台，顶上盖了层帆布。救护队队员把烧伤的女孩送进救护车。司机跑到黛西身边，两人合力将昏迷的母亲抬上救护车。

司机问黛西：“还有人在里面吗？”

“我不知道。”

司机跑进房子。这时房子塌了。着火的顶层塌到了底楼。司机消失在一片火海之中。

黛西情不自禁地尖叫一声。

她用手捂住嘴，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火海，想着是不是还能找到那位司机。她知道自己无法冲进去了，那样做完全是自杀。

救护队队员说：“老天，阿尔夫死了。”

又一颗炸弹落在几百码以外的街道上。

救护队队员说：“没司机了，我又脱不开身。”他前后看着街道，但屋子外面站着的人很少，大多数人也许都躲在防空洞里。

黛西说：“我会开车，要我开到哪儿？”

“你能开车吗？”

大多数英国女人不会开车——开车是男人的事情。“别在这种琐碎的事情上犯傻了。”黛西说，“要我把救护车开到哪儿？”

“圣巴塞洛缪医院，你知道医院的位置吗？”

“当然知道。”圣巴塞洛缪医院是伦敦最大的医院之一，黛西在伦敦住了整整四年，很清楚这家医院的方位，“是西史密斯菲尔德街的那家医院吧。”她想让救护队队员相信她知道那个地方。

“急诊室在医院后门。”

“我很快会找到的。”她跳进驾驶座，车还没有熄火。

队员大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黛西·菲茨赫伯特，你呢？”

“诺比·克拉克。可千万别把我的救护车开坏了啊！”

这辆车配有带手闸的标准变速杆。黛西把档位调到最高的一档，驾车飞驰而去。

德国的战斗机依然在空中呼啸，炸弹不停地在四处爆炸。黛西急切地想把伤者送到医院，圣巴塞洛缪医院离事发地不到一英里，但路途非常难走。她沿途经过了利登海尔街、家禽市场和齐普赛德街，但好几次碰到了道路遇阻的情况，她只能绕道走些小街。每条街上都有一两幢完全被毁的房屋。到处都是烟和瓦砾。居民们满身血污，无望地大声呼喊。

她跟在另一辆救护车后面，开上了医院的紧急通道，不禁长舒了一口气。救护通道非常繁忙，十几辆救护车正卸下炸断四肢的和烧伤的伤员，把他们送到医院的护工手里。也许我救了这两个女孩的母亲，黛西心想。即便丈夫不要我了，还有人需要我。

烧光头发的女孩仍旧抱着她的小妹妹。黛西帮助她俩从救护车后面跳到地上。

一个护士帮助黛西把昏迷的母亲抬出救护车，送到急诊区里。

但黛西发现女孩们的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黛西对护士说：“这两个是她的孩子！”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现在该怎么办啊？”

“交给我吧，”护士语速极快地说，“你必须回去救人。”

“必须？”黛西问。

“打起精神，”护士对她说，“在天亮之前，还有许多伤员和重伤员等着你去救！”

“好吧。”她跳上救护车的驾驶座，把车开到了街上。



十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劳埃德·威廉姆斯抵达了离西班牙边境只有二十英里的法国小城佩皮尼昂。

和难以回首的1937年一样，整个九月，他都在波尔多的乡下摘葡萄。他挣来了乘公交和电车的钱，可以在廉价餐馆里吃顿饭，再也不必在农人的院子里挖还未成熟的蔬菜，也不用从鸡圈里偷生鸡蛋了。他正在沿着三年前他离开西班牙的那条路往回走。他从波尔多向南，走过了图卢兹和贝塞尔，大多数时候搭货运列车，有时也到公路上搭个便车。

这时他正在佩皮尼昂到西班牙边境沿线东南向公路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穿着莫里斯的工作服，戴着莫里斯的软帽，手里拿着里面有生锈铲子和被炮弹打坏的水准仪，以证明自己是个回西班牙的砌砖匠的帆布小包。可千万别有人真的让他砌墙才好，他才不知道该怎么垒砖头呢！

现在他正为如何穿越比利牛斯山而发愁。三个月前在皮卡第，他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完全能找得到1936年向导带着他进入西班牙的那条路，1937年他又沿着这条路的一部分离开。但当一个个陌生的山顶和岔道口出现在眼前时，他的信心破灭了。他以为这段路已经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脑海中，但当他试图回想起某条路、某座桥或某个折转点时，他的记忆模糊了。他已经记不住那么多细节了。

他吃完午饭——一碗稀薄的鱼粥——和邻桌的司机们小声交谈起来。“有人能送我去塞贝里吗？”塞贝里是法西边境离西班牙最近的一座村庄，“你们谁去那里？”

他们多半都要去那儿：否则不可能出现在法国的东南边境。但他们都犹豫了。这是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尽管名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