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精神分析伦理学

以弗洛伊德为旗手的现代精神分析家族，对人的心理、人格和行为等问题进行了独特的微观探讨，为人类道德（尤其是个体道德）的深入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一席。



12.1　伦理学视境中的精神分析学派


12.1.1　精神分析运动概观

“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源于19世纪末，脱胎于当时的神经病理学、生理学、病源学（aetiology）等学科理论与临床经验。它的产生与其创始人弗洛伊德是分不开的，因之人们常常在一种不太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把“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主义”（Freudism）相提并论。

在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弗洛伊德像冯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一样有着划时代的贡献。冯特因最先将经验科学的方法引入心理学研究，使之挣脱了形而上思辨的脐带，成为现代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则首先通过神经病理学、生理学和病源学等专业学科的狭道闯入了人类个体心理的内在世界，使心理学进一步超出一般心理学的原理和实验而直接切入个体心理深层。无怪乎有人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爱因斯坦视为现代犹太民族的三位伟人，甚至把他同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相提并论，视之为影响和塑造人类世界观的历史性人物。〔355〕

弗洛伊德探索性地提出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理论原理，并为这派学说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因此，国外学术界一般把他作为该派经典时期的代表，而将他以后的精神分析学说称之为“新弗洛伊德主义”或“新弗洛伊德学派”。但对这种“经典”与“新派”之分的界定也有不同。一种观点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经典时期还应包括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随者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2）和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等人。另一种观点则鉴于阿德勒和荣格先后于1911年和1915年脱离弗洛伊德所创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并另立门户这一事实而将他们归入新派之列。且弗洛伊德本人也曾把精神分析学的历史划分为他“孤军奋战”（1895年或1896年至1906年或1907年）与他的学生和合作者们做出贡献两个时期。〔356〕对此，我主张将精神分析学的历史运动分为经典、新派和当代三个时期，其中新派时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

严格说来，经典时期应以弗洛伊德本人为代表，但其间也包括阿德勒和荣格早期以及兰克（Otto Rank）、琼斯（E. Jones）等人的一些理论贡献。应当明确的是：（1）必须确认弗洛伊德本人作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的地位。（2）阿德勒和荣格在该派的发展史上所充当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早期的研究基本与弗洛伊德的学说一致，而且在某些方面丰富了后者的理论。如阿德勒的《生理缺陷及其心理补偿研究》（A Study of Organic Inferiority and Ist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1907）一书就曾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对“自我心理学”的一大贡献。同时，他们为弗洛伊德的学说传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诚如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者霍尔所指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他们是弗洛伊德的主要追随者，并且帮助把心理分析学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357〕因此，在叛离弗洛伊德以前，他们的角色是“追随者”和“传播者”，他们的学说是经典时期精神分析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后来的观点又与弗洛伊德的正统观点相忤逆，乃至相互颉颃。众所周知，1910年在纽伦堡成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是精神分析作为一个国际性学术流派出现的组织标志。〔358〕在此期间，荣格和阿德勒都担任了重要工作。由于他们对弗洛伊德泛性论思想的异议和其他因素，阿德勒于1911年宣布退出该协会，另立“自由心理分析研究学会”（Society For Free Psychological Research），自树“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旗帜。后又在他定居美国的第二年（1935年）创办了《国际个体心理学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而荣格则在1915年脱离国际心理学协会，另立“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门户。所以，他们俩后来所充当的角色是“叛逆者”的角色，所提出的观点又超出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框架，构成了现代精神分析学的新型分支。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又可以将他们归于新派之列。

但是，他们的标新立异仍是有限的。他们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主张，但并不是否定其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和全部理论原理。阿德勒对个体的心理分析和荣格对“情结理论”、“集体无意识”、“人格类型学”的分析等并未超出弗洛伊德对个人心理本能、情结、无意识和人格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与稍后的哈特曼（H. Hartman）、霍妮（K. Horney, 1885—1952）、马尔库塞（H. Marcuse）、弗罗姆（E. Fromm）、沙利文（H. S. Sulivan, 1892—1949）等人不同，稍后这些思想家们把精神分析延伸到道德伦理、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文明）乃至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等广阔领域，更不及当代的精神分析学者以精神分析为方法深入语言批判（拉康，J. Lacan）、信息工程（彼德福隆，Peterfreund）等新学科领域，取得崭新的理论成就。因之，我认为，与其纠缠于阿德勒和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学术界限争论，不如把他们视为精神分析由经典时期转向新派时期的过渡性人物更为切实。〔359〕

由此，我们可以较为严格地把新精神分析学派限定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这期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弗洛伊德本人的逝世，精神分析学的重心已开始由欧洲大陆移到美国，并逐渐与文化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形成了新弗洛伊德主义思潮。其中较突出的有沙利文的“人际关系”说、霍妮的“基本焦虑”说、卡丁纳（Kardiner, 1891—　）的“文化心理学”、弗罗姆的人道主义心理学，以及艾里克森（Erikson, 1902—　）的“自我心理学”，等等。这些新型心理学说不仅仅是从精神分析学内部来修改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如阿德勒和荣格那样），而且也从外围和多学科交叉或边缘学科（inter-disciplines）的方面来修正和扩展“经典”。可以说，新派时期是精神分析学发展的全盛时期。

20世纪60年代开始，精神分析进入了当代发展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日益明显地趋向自我心理研究，并作为心理医疗的新技术而不断被应用于日常生活。这种实际操作程序的深化使其更加大众化。另一方面它也被引入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所谓“精神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如弗罗姆、马尔库塞、拉康等。它的思想核心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宏观分析与弗洛伊德的人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参阅12.3）。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对弗洛伊德的学说展开“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或“深度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