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三）

——现代宗教伦理学



在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时期，宗教伦理学是与元伦理学和人本主义伦理学平行发展的第三条主脉。这三股思潮相互平行，也时有交汇，共同构成了20世纪前60年西方伦理学发展的主体。

宗教原本是人类道德的原始渊源之一。西方伦理一直有着深远的宗教文化传统。按中外学术界较为流行的看法，西方伦理学有两个原始的文化母体：一个是古希腊世俗文化，一个是希伯莱宗教文化。历史上，虽然希伯莱宗教文化直到公元4世纪古罗马帝国时代才开始逐步升上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它便开始渗透于西方文化的发展之中。而自公元5世纪至15世纪前后的一千余年里，基督教文化一直作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和艺术的主脉而存在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西方伦理甚至主要只是作为宗教文化的一种附庸而存在着。迨至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西方伦理学才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最终胜利和整个西方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而脱出宗教的栅栏，从神学的殿堂走向世俗的生活世界，并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外衣下，逐步孕育形成了近代道德文化形态，再现了世俗精神生活的本质。

近代文明的浪潮，几乎淹没了宗教伦理自身。以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伦理学占据了历史大舞台，并以其先进的理论和革命性的观念成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德旗帜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然而，西方宗教伦理从来也没有在历史的舞台上真正销声匿迹。她不仅作为西方资本主义诞生初期的伦理助产婆而为这一新生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内在价值精神的刺激〔1〕，而且，她暂时的隐栖并没有让她放弃自身的文化角色。问题只在于，在近代文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取代中世纪封建社会之后，她失去了原有的特殊社会条件，因而必须重新寻求自身立足生长的土壤。这即是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宗教伦理和整个宗教系统都必须实行自身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社会气候，这是人类文化发展之历史规律所产生的必然性要求。事实上，自马丁·路德、加尔文开始，西方宗教就已经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历史命运，并开始进行宗教改革。仅仅几个世纪后，宗教伦理学便重新跃上了历史的前台，开始再一次扮演西方伦理文化的重要角色。

这种历史的回复说明了什么？其内在原因何在？答案是复杂的。但最基本的答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重新呼唤和宗教伦理以自身的更新对这一时代呼唤所做出的能动反应。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以摧毁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历史前提的。这种社会形态的变更必然伴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更，作为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政治和文化精神支柱的宗教神学伦理当然也在淘滤之列。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宗教伦理学和整个神学文化一起受到了猛烈的冲刷，几近崩溃。但是，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复杂性就在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观念往往表现出巨大的柔韧性和惰性。恩格斯就曾经把道德视为最具惰性的文化因素之一。这种柔韧性和惰性使得宗教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传统仍在西方近代文明的氛围中顽强地生存着、传递着。这一方面表现出宗教伦理固有的精神特性和功能之于人们生活深远而巨大的渗透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真正根绝宗教和宗教伦理继续生存的社会文化条件和心理基础。而且，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时代向垄断时代的递演，这些条件和基础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固有矛盾留给宗教伦理得以“再生”的余地，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发展产生的社会矛盾，使宗教伦理获得重新发展的外部条件。时迄19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胜利，它原有的作为历史进步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上的垄断、政治上的保守和文化道德上的消极颓废。旧的社会矛盾解决后，新的矛盾产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对立和经济利益冲突；由这种基本阶级矛盾所激发的各种民族矛盾；以及与之相伴的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矛盾，特别是欧洲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给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以巨大的震撼。而19世纪末不断爆发的民族战争，尤其是20世纪前半叶相继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社会矛盾系列的总爆发，给西方文明世界以巨大的震动，给人们的生活和心理带来了灾难性创伤。这一切无疑暴露了西方文明的非文明本质。战争、失业、动乱、不安等等铸成了西方文明严重的社会心理病，广大民众忧心忡忡，精神紧张、情绪失衡。这不仅使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本身举步艰难、沉浮不定，而且它所内含的社会政治需求、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需要，以及人们自身心理深层的需要，都远远超出了西方世俗文化和道德观念所能满足的程度。因此，社会再一次转向了宗教，把它视作是一剂根治“西方社会病”的古老良方，而处于重重负荷和痛苦焦虑之中的广大民众则情不自禁地把宗教当成了消除精神病源的解毒剂。诚如国际伦理学会领导成员之一约翰·纳坦逊所说的：“在这些令人不安、恐惧而可怕的日子里，由于面临原子战争的威胁，千百万人不知转向何处，相信谁，因此就转向了宗教。因为宗教允诺给人以内心世界、拯救和永恒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宗教复兴时代，就很少令人惊奇了。”〔2〕

人们看到，在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后不到8年时间，教皇利奥十三世便敏锐地看到了重振宗教的时机已经出现，即于1879年颁布了通谕《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宣布重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哲学。随之，各种神学中心纷纷出现，沉默多时的各种宗教伦理思潮也随之先后登场。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正教伦理，以及与其他世俗哲学伦理学合流的形形色色的宗教伦理学派纷纷出现，这中间，有存在主义神学伦理（马塞尔、雅斯贝尔斯、马丁·布伯、蒂利希、怀尔德、巴雷特等人）、境遇伦理学（弗莱彻尔等）尤其突出。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给西方社会的双重影响，也为宗教和宗教伦理学的复兴留下了空隙。科学，曾经以其巨大的理性（精神）力量和物质（财富）创造力，为近代西方文明的新生提供了丰厚的乳汁的内驱力。以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为杰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播火者，曾以他们卓越的发现给中世纪宗教神学揭开了厄运的偈语。近代科学的崭新成就空前旷古，它把人们原来倾注在上帝和天国的无限热望、感情和信念，顷刻间吸引到了理性、科学和知识的伟大力量上来。如果说，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摧毁了教会对世俗社会的神权支配，资本主义新生的生产方式剥夺了宗教占支配性地位的封建经济基础，那么，近代科学则是新生资产阶级获得这些革命力量的主要源泉之一，它与近代人道主义思想相互汇涌，一起冲刷并最终摧垮了封建宗教的精神支柱：神道主义的哲学和伦理价值观。科学是文明之母，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撰写历史的真正主体。任何忽视科学及其伟力的人或做法，都是反文明、反历史的。

事实上，在西方近代时期，唯一真正能够替代宗教而成为人们价值观念导向和精神信念之基础的，只有也恰恰是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科学成了近代文明人的“新宗教”。人们对科学力量、知识和理性的崇拜，由于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