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时光（1）

18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靠着上帝的恩典，圣经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文译本，到今天已经全部翻译完毕”，马礼逊给伦敦传教会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叙述他翻译圣经的过程，其中感慨地谈道：

这项翻译工作是在遥远的中国，使用欧洲极少人懂得的最艰难的文字进行翻译的，只有我和米怜两人翻译，或者可以说是三个人——如果再算上那位法国天主教神父的中文手稿。

翻译一事，在中国尚属首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坚持长期、耐心地埋头翻译，谢绝一般的应酬，虔敬、负责而谨慎地从事这项神圣的事业。

现在，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可以自由地阅读它了。

为了把圣经翻译成中文，马礼逊和米怜已经付出了一切：健康，自由，金钱，还有安定的生活。而上帝还让米怜多付出了一样东西——1819年3月，米怜夫人感染重病，死于马六甲，年仅35岁。

1820年夏天，在分别近六年之后，马礼逊和他的妻子儿女在澳门重新团聚。经过在英国几年的调养，玛丽的健康状态明显有所好转，而马礼逊接到邀请——他又可以去广州的英国商行担任译员了。虽然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总部已将马礼逊辞退，但由于实在无法找到称职的译员，澳门方面只好瞒着伦敦继续聘用马礼逊，而且不反对他在工作之余从事传教。

到这年9月份，嘉庆皇帝驾崩，他的儿子道光皇帝随即登基，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但朝廷严厉禁止基督教传播的情势并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这让马礼逊一方面觉得自己在有生之年在中国很难有所作为了，同时又对新朝代抱有幻想。他向大英圣书公会报告说：“去年一年我无法在中国散发任何部分的圣经。嘉庆皇帝在登基之初曾颁发谕旨宣布传播基督教是违法的，在他死后这个禁令也就失效。道光皇帝对基督教是否心存敌意，要等一段时间才见分晓。”

他多病的妻子玛丽从英国回到中国后再次怀孕，1821年6月的一个闷热的晚上死于难产。马礼逊想把她与头生男婴埋葬在一起，遭到当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而澳门的天主教会又拒绝在他们的墓地埋葬新教教徒，最后还是由东印度公司掏钱买了一块地皮作为公司的坟场，安葬了玛丽。

玛丽去世后，马礼逊将九岁的女儿丽贝卡和七岁的儿子儒翰送回英国，交给哥哥照管。两个孩子送走后，他也结束了1822年春季在广州英国商行的工作，回到了澳门空空如也的家里。他感到“非常孤独，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继续进行他剩下的编纂字典的工作。以至远在马六甲的米怜也在书信的字里行间发觉他“过于抑郁和沮丧”。到这年3月底，米怜在告诉马礼逊自己的病“未见起色，仍旧在不时地吐血”的同时，劝他“切莫灰心，我亲爱的朋友！”

两个同样孤独的传教士惺惺相惜，互相鼓励，但这已是他们最后的通信了。6月初，米怜因患肺结核病，过度勤奋而筋疲力尽，过早地蒙召进入了“上帝所喜欢”的另一个天地了。死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得疾病为何，只是被“严重的咳嗽，还有头痛、心窝痛和肝痛”所折磨，由于缺乏医药，只好用一种外用药膏贴在疼痛位置。

“我没有办法请任何人帮忙，只有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杰克逊来给我提出了一些忠告”，他写信向马礼逊诉说道。米怜活了37岁，其中有10年是在广州和南洋一带传播基督教和主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

1824年，马礼逊回国述职，到达伦敦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公众所注目的知名人物。他受到隆重的礼遇，在一名下议院议员的陪同下觐见了国王，并献上一部中文圣经和一幅北京地图。国王传旨，“对马礼逊的卓越和有益的工作表示高度嘉奖”。

作为第一个奉派到中国去开教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英国向各地教会报告他在中国传播福音的经历，他参加了形形色色宗教团体五月间在伦敦举办的年会，并成了伦敦传教会、大英圣书公会、英国宗教印刷品协会、公祷文和布道协会、伦敦港会等团体在中国的终身代理人。他还先后访问了法国、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等地，进行了许多次公开演讲，呼吁人们关心远东异教徒的“道德状况”。

到动身重返中国之前，马礼逊带回来的上万册中文图书还躺在伦敦传教会拨出的一间仓库里，没有能够找到一所大学愿意接受，他要求在英国的大学里设置中文讲座的动议也无人响应。直到1876年——马礼逊提出该建议半个世纪后，英国才开始在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由英华书院的最后一任校长理雅各出任第一任教授。

尽管他并未提出过申请，1825年，马礼逊“因卓越的贡献”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当朋友们纷纷来信表示祝贺时，他回答说：“我的兄弟，这些在人生中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事——离开死亡还剩下多少时间啊！”

不久，伦敦传教会破例违反该会章程里“海外传教士不宜出任董事会董事”的规定，一致推举他为董事，他接受了这项任命，同时声明：“我准备重返中国，继续去教导中国人，做一个称职的传教士……因此不可能经常回英国出席董事会的会议。”

1826年4月底，马礼逊带着他的续弦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及儿女重返中国，这一回，他用不着绕道纽约并且隐瞒身份，而且全家人住在“欧威尔号”的上等舱房里，一路上受到优厚款待。伦敦传教会在其启程之前举行了一次告别大会，祈求上帝一路保佑他们。马礼逊在大会上发言时，首先念了新约全书《使徒行传》中的一段经文：

现在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急迫，不知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马礼逊很清楚，这次离开，是他与英国的永别了。

在中国的最后八年里，继续在广州的英国商行里重操旧业，边在商行当译员，边传教，俗事、宗教两不误，每逢礼拜天，都在他的住处举行崇拜聚会，前来听他证道和念经的有商行的同事，有商船上的船长和水手，也有曾经帮助他刻印圣经的印刷工人。随着广州贸易的扩大，欧美人成倍增加，举行这种仪式似乎不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了。

此外，他还专注于圣经的注释和研究，编写了基督教义和劝世文大量印刷，不但利用从北方到广州来经商的中国人带回内地散发，还派人到高丽、越南、泰国和琉球群岛一带传播。

他常常抱怨英国教会让他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直到如今，也派不出一个传教士前来中国；他常常催促伦敦传教会应在澳门设立一个传教站，派传教士来澳门，一旦他死去，有人可以接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