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取消的宗教战争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为何出现


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

波希米亚等级代表（Ständevertreter）抓起两位帝国官员和一位书记官，将他们从布拉格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三个人都活了下来。这幅来自梅里安家族的铜版画于1635年出版，是其代表作《欧洲剧院》（Theatrum Europaeum）系列版画中的一幅。这一最终成为三十年战争之象征的事件，并未触发战争，却催生了寻求和平的积极尝试。



如果说有一场战争可以避免的话，那么就是这场三十年战争。“布拉格掷出窗外”这一轰动事件尚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三人在布拉格被掷出窗外，但并没有人死去。那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令无数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却始于这三十年间最不血腥的一次暴力行为。将皇帝派驻地方政府的三位代表扔出布拉格城堡的窗户，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行为，但不是一个终极动作。马蒂尼茨(1)是被掷出窗外的三人之一，和同伴一样，他认为自己是受到阻挠的殉教者。他将他们保住性命的结果拔高为圣母玛利亚庇护的奇迹，并向维也纳宫廷汇报了双方的唇枪舌剑是如何演变成波希米亚等级代表上演全武行这一戏剧性尖锐冲突的。显然，他的汇报带有成见，不过，由于掷出窗外的后果不甚严重，他还顺带汇报了对方的观点和立场。人们习惯于在既定结局的框架下阐释这场战争为何不可避免，但在此之前，人们应当真正走进史料，探寻历史的真相。



掷出窗外的和平？

——错失的埃格尔和谈


仅三天后，一份由布拉格新教教会发布的宣言缓和了局势，其内容是：兼领圣体圣血（sub utraque）的等级贵族（这是对兼领无酵饼和葡萄酒的传统叫法，即使用普通新教徒圣餐杯、领圣餐的波希米亚新教多数派），只会在教派受侵犯之时进行自我防御，绝不会做出反对皇帝的事情。被视为异邦捣乱者的耶稣会士则遭到驱逐，但驱逐并不针对“温和的人们、仅领圣体（sub una）的亲爱的朋友们”，即只领受圣餐的天主教少数派，也不针对皇帝和仁慈的波希米亚国王。另一方面，德意志皇帝马蒂亚斯（Matthias）显然像所有的皇帝那样信奉天主教，且相对而言比较得人心，他保证，他从来没有触犯其前任鲁道夫二世（RudolphⅡ.）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之《陛下诏书》（Majestätsbrief）(2)，也没有收回波希米亚其他特权的意图，即便他对在其行宫宫殿波希米亚办公处发生的无礼暴行感到诧异，也无意收回成命。但令人惊讶的是，马蒂亚斯皇帝表达了温和的责备，原话是“决不能说这是好事”。原因在于：假设针对帝国官员的责难是合法的话，那么，“不特意提前知会我们，也没有正式且合法地施行审讯，就如此突然地对待我们的行政官员和服务人员”，并不恰当。“布拉格掷出窗外”这一世界历史事件可能是等级中的积极分子策划的，谨慎起见，人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仓促的临时行为吗？皇帝兼邦君要求等级停止已经开始的军备（完全看不到有外部的敌人），并汇报预防性的防御措施的情况，虽然这在当时对奥地利还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此时，两份上疏皇帝马蒂亚斯的专家建议较为出名。其中较为严厉的建议来自枢机主教兼首相克莱斯尔（Kardinalpremier Khlesl）(3)。克莱斯尔主张在帝国范围内施行比在奥地利世袭领地内更为温和的教派政策，并建议利用这一机会重新建立完整的波希米亚政权，哪怕使用武力。另一份匿名奏疏则明显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和平，长篇大论地描述了战争的弊端和危险，并推荐皇帝派遣一个混合教派的委员会前往布拉格协商对策。两种建议均被皇帝马蒂亚斯采纳，即进行武力威胁和委员会协商解决。

波希米亚等级印刷出版了《大辩护词》（Große Apologie），目的是“向普天之下”证明其无罪，这实属推波助澜。面对一切质疑，等级们并没有什么新的说辞，而是（这次是印刷版的大字报）首先单独声明这是抵制宗教侵犯之举，其次，他们不愿触犯皇帝的权威。对从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4)到1618年的宗教和宪法政策史加以补充的文件不下143份，以此确认波希米亚地位的合法性。如此之大的工作量或许正是文书很晚才付梓的原因。不过，其宗旨始终是“将王国重新带回宁静和平的状态”，因而等级方面也明确呼吁，希望帝国内外采用适当的手段建立委员会，商讨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各执己见的情况下，双方须进行会谈，达成谅解，事情才会有转机。和谈工作需要纯熟的谈判技巧，触发冲突的标志性事件(5)会被往小处说，对比之下一清二楚：在事情的转折点之后，“掷出窗外”事件成了一桩“闻所未闻的过分之事”、一次“堂而皇之的敌对反抗”，是“骚乱和卑鄙的造反”；但谈判双方则将此事当作一件操之过急之事或等级们“根据旧俗”的某种习惯做法而大事化小。各方既不归咎于统治者，也不问责其顾问和执行官，顾全了皇帝马蒂亚斯，相反，“有害的坏人”则须承担责任。皇帝竟接受了谈判结果，甚至计划启动调查和惩罚。宗教法冲突和对两大教派的支配权问题依然存在，且在政治权利层面尚存在谈判的可能性。但是，此时皇帝马蒂亚斯则越来越多地被波希米亚等级利用，以争取新教的支持者。波希米亚等级和其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逐渐露出端倪。不过，此时所有人都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最想维持或重建和平。

此时应考虑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平被认定为意义非凡，尽管当时战争密集，人们的行为方式常常完全背道而驰。在战争檄文中［研究者安努施卡·蒂舍尔（Anuschka Tischer）将波希米亚辩护词算作战争檄文］，敌对双方乐意列出一些共同的准则，进而指责对方违背了这些准则。在这些准则中，首推和平。公然违犯准则并公开躲避调停的一方，则被认定为失信于人，这也是一项传统规定。也有人倡导和平，不愿爆发战争。在这些被忽略的和平倡议中，萨克森选帝侯国被称为“干预”（Interposition）的调停行动是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也是维护和平的良机。

萨克森选帝侯国是当时德意志帝国内政治、经济最强盛的邦。此外，因其地位高、名望高，它在帝国内的影响力也很强。然而，邻邦波希米亚发生的动乱却让萨克森陷入艰难的境地，原因是：一方面，依照德累斯顿韦廷王朝的传统，加之对帝国充满热爱之情的邦参议会主席舍恩贝格的卡斯帕（Kaspar von Schönberg）的带领，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Johann Georg Ⅰ.，1585—1656）与帝国首脑皇帝尤为亲近；另一方面，萨克森被视为宗教改革之邦，拥有维滕堡城和维滕堡大学的萨克森是新教的典范之邦，并利用这一地位防范新教内部的竞争。现在，波希米亚人剑指本邦的宗教冲突，希望求得宗教上亲近的新教中立邦的支持，萨克森人该怎么做呢？如果优先考虑宗教政治团结，会不会反而激化、扩大冲突呢？抑或是保持对皇帝的忠诚，当时皇帝同时也是王位岌岌可危的波希米亚国王，而这样做会不会显得萨克森在宗教政策上不可信赖呢？萨克森选帝侯召唤枢密顾问，官员们清楚地表达了令人震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