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取消的宗教战争

帝侯的榜样。此时，萨克森选帝侯则会拒绝他，指出这种激烈的方式对于安抚等级代表毫无用处；当皇帝想再次尝试做一些修改时，选帝侯则不得不再次动用老祖宗的政治手腕：很遗憾啊，很遗憾啊，文书到得太迟了。因为此时选帝侯已经向西里西亚人许下诺言，皇帝亦不愿食言。如果皇帝不愿冒与萨克森决裂的风险的话，他就只能原封不动地批准那份条约。

1621年2月28日与西里西亚等级代表签订的这份协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让维也纳皇廷容忍新教徒存在于其世袭领地上——唯一的例外正是西里西亚。这份《德累斯顿协定》，由萨克森选帝侯国负责跟进，成为即将签署的《布拉格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707年《阿尔特兰施泰特协定》中例外条款的基础，并有所拓展。

卢萨蒂亚因抵押给萨克森，故全部转为萨克森所有，原因是皇帝未能兑现承担军费的承诺，而正是因为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领导下，该地才拥有了部分自治权，索布人的语言和文化得以维持至今。波希米亚的邻邦西里西亚则回归奥地利。两个邦国分别在新教及天主教政权的统治下保持了混合教派的状态，而这一状态正是萨克森这一臣属国从皇帝手中强行取得的。

萨克森原本的和谈目标是，通过解决波希米亚问题让帝国远离战争，但没能成功。波希米亚的争议问题和紧随其后的王位之争在军事与政治上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本可以就此偃旗息鼓，甚至正式缔结和约。但是，在胜利者对波希米亚起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审判后，巴伐利亚西班牙的勤王革命失去了对手段之分寸的最基本判断，而在作为法治国家的帝国体系内，这种分寸感已发展得颇为完善。波希米亚国王的反对者战败，因此被革出社会，削去爵位，夺去田产，日子并不好过。这就是向西班牙求援的代价，而西班牙人则借此为自己留出了沿莱茵河顺流而下、重新攻入尼德兰的陆路；这也是对马克西米利安的军事援助的补偿，后者则罔顾帝国和平，肆意征收邦国和选帝侯领地的产出。皇帝将普法尔茨选帝侯的位置给了巴伐利亚公爵，这在帝国内被认为是一个在法律和政治上都很有问题的做法，到了战争末期，更成为寻求和平的额外负担。另一方面，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在雇佣军将领曼斯菲尔德伯爵（Graf Peter Ernst Ⅱ. von Mansfeld，1580—1626）的支持下，想要从这场灾难中至少挽回世袭领地。在曼斯菲尔德的节节败退逼得他不得不逃往荷兰之前，勇敢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再次被视为风云变幻的普法尔茨战场及其邦都海德堡的君主。

然而，在这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情形之下，和平之光依然没有泯灭。即便是在流亡荷兰期间，那位娶了英国公主的选帝侯依然不间断地收到英格兰国王的敦促信，催他与敌方达成和解，至少把莱茵普法尔茨领地挽救回来。最终，弗里德里希五世批准了英格兰和西班牙暗中谈妥的普法尔茨停战。1624年春，皇帝和盟军派来的谈判代表甚至提出普法尔茨伯爵可以返回普法尔茨，但作为交换，方济嘉布遣会长老弗朗西斯科·德罗塔（Francesco de Rota）要求他皈依天主教。一位君王通过改变宗教信仰达到其政治目标，这或许不是第一例也非最后一例，至少普法尔茨就这样做过，且接二连三，最后把所有教派都试了个遍。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之下，这么做简直是一桩宗教政治丑闻，弗里德里希五世会因此失去其整片新教领地，却还是没有赢得和平的绝对把握。出于“荣誉和良心”，弗里德里希五世拒绝了这一诛心的妥协。关于接受波希米亚王位一事，弗里德里希后来甚至向皇帝书面致歉，承认这是年少无知时的仓促之举。而普法尔茨选帝侯国则屈服于费迪南，获得了一块领土的补偿，却玷污了名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坎普曼（Christoph Kampmann）认为，特定的先决条件和对“有尊严的”和平的追求在当时已经无解，甚至成为战争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由于普法尔茨流亡政府已成为一个继续向帝国内部施加影响、延长战争的不安定因素，符腾堡公爵多年来四处调解，试图促成和平，并举行了科尔马（Colmar）会议，双方进行了试探性谈判，但还是失败了。最后，战争期间袖手旁观的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为了其女儿的利益，试图给他的普法尔茨女婿找一条出路，于是他想到了王朝时代化解干戈的经典招数——让普法尔茨和西班牙联姻，而后者则乐意在维也纳为前者说情。若他那被寄予厚望的外孙——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Friedrich Heinrich）真能迎娶西班牙公主，那么有可能和平解决此事吗？一次宿命般的死亡再次扼杀了和平的机会——在一次荷兰渡轮的海难事故中，那位有望成为储君的年轻王子命丧黄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