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备军

——战争的风险或和平的机会


三十年战争不仅为战争英雄们赢得了“战争的战争”的专属名号，而且也为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作出了贡献。后来涌现出一位因土耳其战争而成名的常胜将军，名叫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Raimund Montecuccoli，1609—1680），来自意大利，因而也多用意大利语写作。他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为皇帝效力，是可考的最早的近代军事科学家之一。1639年，身为上校兼伯爵的他光荣被俘，进了瑞典人的监狱，直到双方互换军官，他都被关在什切青（Stettin），并利用这段时间写成了宏大的著作《战争条约》（Trattato della guerra）。这本有关战争事务的著作，结构颇为体系化，此后大量相关著作和报告纷至沓来。此书旁征博引，引用了诸多先贤榜样和至理格言，从古希腊罗马教育宝库到当时正在进行或者刚结束的战争经验。书中也出现了一些经典的、同样适用于古今雇佣兵部队的至理格言，比如在战争中，钱是“最关键的东西”（nervus rerum），并在后文中指出，打仗需要三样东西，它们是：钱，钱，还是钱。在书中，人们也能在有关如何对待阴谋的章节中辨认出瓦伦斯坦的影子。但最重要的是，有关常备军的讨论从这里开始，即始于三十年战争正式结束前。在关于军备的章节中，作者谈道，军队最好要在应战之前就集合好，而不是在急需时匆忙招募，这样招来的兵源质量不够好。就缔结和约时解散军队的问题，蒙特库科利先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七年就提出，人们不应当遣散所有士兵，而必须保留部分战士，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有可靠的指挥官和士兵作为核心人员以供调遣。比如，一个连队的人数可以减半，但“军团的构架”，也就是它的军事基础设施，应当在战争过后继续存在。“一支常备军确保了国家的存在”，这句话在当时显得与众不同，这里的“常备”意味着保留一定数量的人员，在紧急状况下可以重新填充，且“军事科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不致荒废”。事情的进展确实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这位顾问兼负责人在朝廷的职位一直在提升。而就军事科学而言，此书也对军队的国有化进行了重新界定。沃尔夫冈·E. J. 韦伯发掘出了一本至今在政治学界不太受重视的著作，作者是约翰·尼古劳斯·弗拉米策尔（Johann Nicolaus Flämizer），书中明确支持民事管理部门采用“政治军事管理”，以便为政治家和国家公务员提供必备的军事知识。

在“战争的战争”的大背景下，人们可以看到国家暴力组织的全盘制度化，而战争背景也助推了其产生和长期化。一方面，自瓦伦斯坦及其继任者以来，军队暴力覆盖了整个平民世界，战争年代的幸存者对军队习以为常，这就使得人们对军队的永久存在有较高的接受度；还有那些只要不从事农民或市民的职业就无所事事、到处抢劫的雇佣兵，将这些人打包进受管制的军事单位中后，人们发觉他们不过是小恶而已。不过，过渡到常备军的决定性原因则来自安全政策方面，即常备军可以使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防御糟糕的情况。蒙特库科利将这一点作为从三十年战争中汲取的教训呈现出来，尽管常备军花费不小，但他还是在缔结和约后为此奔走。蒙特库科利直接从战争经验中得出的最新结论带有一定的偏见，逐字翻译过来是：“对一个国家的安定存续而言，最安全的保证是随时准备好作战的军队，尤其是坚持保有年长稳重、长期训练且久经考验的士兵，而非匆忙招募未经考验的新兵蛋子。如果人们回想起不久前德意志土地上出现的破坏、损毁、纵火、勒索、暴力和抢掠行为，敌人的毫无节制和毫无人性在短短数月甚至几天、几小时内就吞噬和灭绝了一切，而这些被毁的东西足够用来供养一支足以阻止这一切的军队好几年，那么，供养军队也就不困难了。”

眼下处于战争的最后阶段了。皇帝和他的帝国在某种程度上站在了一致反对外国占领势力的阵线上，但苦于军事力量太弱。而为了更好的未来，蒙特库科利想到了一个混合体系，即由固定征募的雇佣兵群体和招募邦国儿童的民兵团体组成，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常备军维护和平的一面。在蒙特库科利的基础建构设计中，可少不了这句经典名言：“欲求和平，不忘备战。”其原因是，已有的常备军并非为了战争而武装，但它也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没有人敢轻易挑战这样一位武装到位的对手。三十年战争开始时，蒙特库科利才9岁，他从自身经验出发，还没能想到战争的爆发本身便是一个具有警示意味的反例；同时，他联想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又不合时宜地结束的瓦伦斯坦的首个统帅任期：那时候，由于德意志只有部分地区武装起来，才让瑞典人有机可乘。

当然，三十年战争时人们曾短期试验过在和平年代保留常备军，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做法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诚然，一个时刻备战、装备精良的国家可以通过威慑潜在对手来预防战争，但是，在几个同样强大的国家之间，常备军可能会招致彼此不断的实力较量。没错，常备军往往只是一种尝试，最终人们还是会动用军队，策动战争。18世纪最大的战争策动者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1712—1786），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支规模过大的常备军，并凭借此军发动战争——这是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例子。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臣民、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要求废除这些军队作为建立“永恒和平”的条件，当然他没有提到国王的名字。虽然这只道出了一半真相，但它仍然是自三十年战争以来这种军事形式的早期执行者和歌颂者的历史对立面。常备军既有触发战争的一面，也有带来和平的一面。结果到底如何，取决于时代的结构和掌握军权的大人物。

根据某种军事历史发展论点，如果只是统治者取代了被撵走的雇佣兵头子，未将部队国有化而是大肆颂扬之，那么会在作出战争还是和平的决策时，为君主的独断专权和他国利益的入侵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威胁和平，正如两位好战皇帝所展现出的宗教和普世主义利益那样。在此前已讨论过多次的“近代早期的动荡”（Friedlosigkeit der Frühen Neuzeit）的解释模型中，军事领域是一个尚不完善但穷兵黩武的国家的弱点之一。国有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长期在安全政策方面显示出破坏稳定的制度化缺陷。这个使“战争的战争”成为可能的、两次超过一般限度的暴力组织最终以常备军的形式，在和平史上留下了一份相当矛盾的军事遗产。这份遗产并不能完全概括瓦伦斯坦的一生，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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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语中亦称Heerbann。神圣罗马帝国在《帝国战争组织法》中规定，领主在战争爆发时有权征召一切有作战能力的自由地主参加帝国战争。——译者注

(2) 通常简称为Ernst von Mansfeld，三十年战争初期重要的雇佣军将领，处于反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盟友的阵营。——译者注

(3) 也称克罗地亚骑兵，指三十年战争期间出现的非正规轻骑兵部队，主要由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的雇佣兵组建。——译者注

(4) 此处用了德语习语“瓷器店里的大象”（Ele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