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14：保荐制度

    保荐制度是指拟上市企业既有投行（保荐机构）保荐，也有保荐代表人负责督导。就像我们国内的投行业务一样，保荐制也是“舶来品”，它其实源自英国的创业板市场。

    英国之所以会把保荐制度用在本国的创业板市场上，主要是觉得上创业板的公司资质不如上主板的，所以就通过券商的保荐，为这些上市公司加一道信用增强光环，让投资者的心里也能踏实一些。保荐制度的重点是，要明确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后来，保荐制度先是被香港学了去，又进一步传到了内地。

    2004年3月2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了第一次保荐代表人考试，当年参加考试的有1 549人，最终通过了614人。5月10日，首批67家保荐机构与609名保荐代表人完成注册登记，保荐制度开始正式实施。保荐机构与保荐代表人成为责任承担者，这促进了券商自身的成长，也强化了投行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但是，保荐制度的实施，相当于给了保荐代表人金身加持。券商作为投行业务的“通道”，换成了保荐代表人的签字权。从那之后，“百万年薪”演变为保荐人招聘的代名词，后面又逐渐演化成大家印象中“投行”这个职业的代名词。这已然是后话。

    2005年，平安证券投行部时任副总经理薛荣年，在平安证券与鱼跃医疗签署了《公司改制财务顾问协议》后，带队赴鱼跃医疗全面推进公司的改制上市工作。薛荣年当时独创的，就是投行业务中的“工厂”模式。

    整个投行工作的业务链条，确实可以映射到工厂的生产链条中。比如投行承揽岗位的工作就是去获取产品订单；承做岗位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质控岗位就像是产品质量检测员，他们会在生产的关键节点对产品质量进行把关；产品完成后，便会交付给销售交易岗，由他们完成销售，最终获取收入。

    当年平安证券投行业务的“工厂”模式，承做端完全下放给中底层员工，只不过平安证券的承做端并不是简单下放，而是被系统地拆解成了可复制的流水线式操作。在其他各端，比如项目风险的把控、客户或监管的沟通对接等则不下放。这种模式在运行的前几年里表现出了不错的效果。2010年，平安证券不仅在整个券商行业里排名第一，更是与第二名国信证券拉开6亿元的差距。而排名第二的国信证券，正是投行“人海”模式的开创者。

    国信证券的“人海”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多招人。2010年，国信证券把投行队伍扩充到500多人，引进了众多“小团队”的负责人，组成了国信的“人海”模式：每一个团队都出去揽活，谁揽的活谁做，做出来之后就按公司的规矩进行收入分配。

    对比两种创新模式，我们会发现不过是在分工协作和单兵作战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但之所以都能在当时有所成就，在于两家公司对员工在“收入分配”和“自由”上的管理都有相近之处。也正是这种类似，让两家券商最终走到了同一个历史进程中。

    2008年，资本市场“PE腐败”第一案暴露于世人面前。该案的主角是在国信证券做了十年投行工作的李绍武，其腐败方式是让家人提前成立一家公司，干起了“直投+保荐”的全套服务。薛荣年用同样套路做鱼跃医疗，多年后也被曝光出来。

    对于这种模式，一直存在着“利益输送”的嫌疑，也是遭受市场强烈质疑的原因。为此，证监会在2011年7月出台《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监管指引》，明确规定了“担任拟上市企业的辅导机构、财务顾问、保荐机构或者主承销商的，自签订有关协议或者实质开展相关业务之日起，公司的直投子公司、直投基金、产业基金及基金管理机构不得再对该拟上市企业进行投资”。

    2004—2012年，投行业务执行保荐制度的这些年，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小企业，这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的背景下，中国证券市场进入全流通市值时代，很多企业想走上市之路，给证券公司带来了大量投行业务，但在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巨大的财富效应也使一些发行人和保荐人在物质诱惑的面前倒下。

    投行业务的改革，永远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