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未记完的最后的日记

    社会改革是通盘的改革，以人民为主体的改革。鲁迅十分关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的命运，说要看“地底下”，就是看底层阶级。他是“民魂”的发扬者，但是，又反对一意地讨好大众，做“大众的新帮闲”，相反认为改革的主体同样需要改革。他在有名的《习惯和改革》中指出：“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针对报章上“反改革”的论调，他痛感国民的保守，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所以，他一直致力于“思想革命”，即“国民性”的改造。应当说，这是极富于战略眼光的。

    “放”还是“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鲁迅是主张全面开放的，他说：“‘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又说：“社会不改良，‘收起来’便无用。”所谓改革，并非关起门来改革，换汤不换药的改革，鲁迅就曾经说历史上王安石变法是半开玩笑式的改革。改革既是现时代的改革，就必然具有不同于过去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现代性”。什么叫现代性？简单一点说，现代性就是世界性。现代性需要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就是鲁迅的有名的“拿来主义”。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识，不自私。”接着，他特别强调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这里的“自”，即自家的传统，意思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开不出“现代化”的方子。关于五四，他就明确说是“外铄”的产物。要建立新观念、新标准，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改革已经成为国民的需要，那么，对于改革的人们，首先要求具有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严格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态度。鲁迅指出，一定要有“正视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何者为世界潮流？何者为中国特色？“倘看不清，就无从改革。”然而事实是：“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而且，在改革途中，我们往往“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为此，鲁迅不得不大声疾呼：“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面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说到现代性，鲁迅特别看重人的权利问题，也即个人在现时代的地位问题。如何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不能不成为改革的核心。换言之，所谓改革，说到底是人类自身的改革。早在青年时期，鲁迅便开始构筑他的“人国”乌托邦。如果说在五四时期，他对于主权与人权、民主与自由、社会与个体的关系的阐述还停留在人类文化学阶段，那么在介入女师大斗争之后，尤其在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之后，则明显转移到了政治学范畴，强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其中，他认为言论出版自由是头等重要的。1927年初，鲁迅到香港做了两个讲演，一个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一个是《无声的中国》。他指出，中国历史上“不能说话的毛病”一直延续下来，“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等于零的”，于是呼吁说，我们要发出“我们现代的声音”，“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经历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亲受了书报审查制度的暴虐之苦，在答《中学生》杂志社问时，他特别郑重声明：“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鲁迅多次自称为“奴隶”，他深知，奴隶与人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失去人所应拥有的一切权利，重要的是长期被奴役和被损害所形成的奴隶根性，已然妨碍了为自身和社会的解放而作的斗争。因此，他的言说，还有实践活动，如加入左联、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也都不仅仅在于运用现有的法律所许诺的权利，而是对未来的权利，其实是对人所固有的权利的自觉的争取。他知道中国多鬼魅，往往“改革一两，反动十斤”，所以主张韧的斗争。

    跟世界上那些追求永恒的伟人不同，鲁迅唯愿自己的文字“速朽”，他说那是枭鸣，向社会报告的是大不吉利的事。这些文字产生之日，距今已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其中许多人物事件皆成陈述，但是有些现象不幸存留了下来。大约也正是为此，到了新世纪，改革也还在进行着。这时，纪念鲁迅，重温鲁迅，当我们感知他的思想的洞透力，就不难理解为何连并不怎么“左”倾的郁达夫竟也那么推崇他，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又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作为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一个行者，鲁迅一直走在我们前面—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