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这本书是作为英国剑桥微软研究院安息日研究项目开始写作的。没有MSC数字系统研究组负责人理查德·哈珀出乎意料、令人赞叹的慷慨，这个项目可能永远也做不成。在MSC休息室一边喝咖啡一边制定战略，从格兰切斯特庄园到阳光果园的路上一边散步一边激发思想，以及在老鹰酒吧和梭鱼酒吧一边喝酒一边清谈，都在我写书的过程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记。西雷丁大学的山姆·金斯利和他的研究小组，开放大学的伊冯·理查兹和她的实验室，在该项目早期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我的同事，微软访问学者安妮·让特下一年在斯坦福的研究项目，和我的项目存在有趣的交叉。这也是我的幸运。

    虽然在剑桥微软研究院，我开始在博客（http://contemplativecomputing.org）上写沉思式计算，但对于我来说，博客就是一本普通的书、一块共鸣板，以及广告栏；它给我提供了关注有趣文章的机会、边想边说我之后可能会深入探究的话题的机会，以及传播即将到来的会谈的消息。结果，有些博文成了这本书某些章节的基础，但在编辑和修订的过程中，它们又被大大修改了（我希望是进步了）。

    对那些花费大量时间回答问题，坐下来接受采访，在网络电话上与我交谈，或回我邮件的人，我深表感谢。这样的慷慨是谦虚而令人愉悦的。感谢善珠（格雷斯）·安、皮亚·艾特肯、詹姆斯·安德森、约翰·巴托尔、考恩·贝尔、简·比利克、杰夫·布罗斯科、大卫·布朗利、迈克尔·科洛斯特、夏·寇尔森、玛兹班·库珀、露丝·施瓦茨·考恩、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苏珊娜·达尔文、安德烈·德尔贝克、安娜·蒂伽布瑞勒、安妮·戴伦施耐德、吉尔·戴维斯·道蒂、伊丽莎白·德雷舍尔、伊丽莎白·邓恩、南希·艾切曼第、莫里·范斯坦、杰西·福克斯、热斯·格罗让、迈克尔·格罗豪斯、斯蒂芬·赫罗德、哈尔·赫斯菲尔德、威廉姆·哈廷、科迪·卡儒、麦克·库涅夫斯基、唐纳德·拉图马希纳、宏·约翰·李、克里斯·鲁埃克曼、兰布洛斯·马拉福瑞、玛格丽特·芒托－拉奥、尼曼·莫拉维奇、拉米兹·纳姆、丹尼尔·内文斯、克林·伦弗鲁、玛莎·罗克、克里斯汀·罗森、普莱姆·萨缅托、莎伦·萨缅托、劳伦·西尔弗、莫妮卡·史密斯、琳达·斯通、塔米·斯特罗贝尔、弗雷德·斯图兹曼、菲尔·当、爱德华·特纳、玛德斯·西莫、安东尼·汤森、琳恩·沃德利、卡罗琳·威尔逊、戴维·伍尔特勒、詹姆斯·余，以及使用假名的贡献者梅根·琼斯。特别感谢信仰佛教的和尚、尼姑，他们对我的问题做出了有思想而大方的回应，他们是乔纳森·科波拉、凯恩·达斯、西斯特·格里芬、确吉·利比、静心比丘、丹秋·汪茉阿尼、诺亚·裕达哈默。

    我的文学代理人佐伊·帕格纳门塔和编辑约翰·帕斯利都是我必不可少的合作者。帕格纳门塔工作室的其他人，特别是一直很有耐心的莎拉·莱维特，以及小布朗出版社的所有人都很出色。如果你没写过书，你可能觉得文字会从作者的头脑里自动涌出来，实际上不是的。虽然基本上每个字都是我写的，但这本书是一个团队的产物。

    虽然这本书在剑桥才开始写，但是它把我很多不同时期进行的有趣思考集中在了一起。我对科技的思考，看起来会永远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和社会科学系的罗伯·科勒、里基·库克里克和汤姆·休斯对我的影响。我仍然在努力回答汤姆·休斯在我上大学第一堂课时提出的关于创意和科技的问题。几年后，20世纪90年代，鲍勃·麦克亨利聘用我指导《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分类，让我开始思考新媒体对文化和认知的影响。最后，在21世纪初，作为未来研究所的一名研究负责人，我发现了在解决具体、真实世界的问题时，应用抽象的学术思想，会得到投入智力的回报。

    在我关在车库里写作的几个月，我的孩子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甚至在我的剑桥假期里，我和妻子把他们留在加州，他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你们表现得很好，小家伙们，谢谢。

    最后，我深深感谢我的妻子——希瑟，她以理解和优雅包容了一名作家的伴侣不得不包容的事。没有你，我做不到这些。

    注释

    以往，尾注就是精心建造的引文堡垒，或模糊的参考文献的乐高城堡，这些模糊的参考文献难以找到，能帮助作者躲开批评（比如“好了，如果你找不到1957年克罗地亚版本的《纪念文集》，你当然无法证明我的论点是错的”），或者供学者给朋友“点名”，攻击对手，报仇雪恨，以及显示学问［比如“参见史密斯教授对琼斯教授被误导的论点高明但被不公正地忽视了的解说，发表在《纪念文集》第四期（萨格勒布，1957）”］。在尾注里，我加入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如果放在正文部分可能会造成分心），对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文献，提供了一个综述。

    由于谷歌图书和很多科学家有公开他们文章电子版的习惯，这里提到的书和几篇学术文章，任何有网络的普通读者都可以看到。如果你找不到某部著作，这里引用的很多人也发表了相关著作，这些著作更容易找到。

    那么我们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