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和民族隔离

    特定族群聚居在一起并与他人隔离开来是一条规律而不是特例，几百年来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族群的差异无论是肉眼可辨的（例如美国的黑人和白人），还是肉眼不能分辨的，这种现象都非常普遍。

    有时一些人群会自发聚居在一起：有时他们聚居在一起只是因为别的群体不愿和他们成为邻居；还有一些时候，是行政命令要求他们住在单独的区域。“犹太人区”（ghetto）这个词最早产生于几个世纪以前的欧洲，意指被政府限定的犹太人聚居区，有时还会修建在夜晚封锁起来的围墙。尼日利亚的伊博人（Ibos）也被限制在尼日利亚北部被隔离起来的区域，即使伊博人和其他尼日利亚人都是黑人，很难凭外貌分辨出来。在更早一些时候，东南亚的华裔人士同样只能住在被当权者划定的区域内，不许他们同当地人以及来自欧洲的领主混居。

    即便法律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居住地，聚居区仍会出现。在20世纪末的巴西，人群被划分为“棕色人种” “黑人”和“白人”三类。相对于“棕色人种”和“白人”，“棕色人种”与“黑人”聚居区之间隔离得更加彻底。与之类似，在20世纪末期的美国，“为了完全融入美国的北欧族裔群体，51.6%的南欧后裔都需要重新寻找合适的居住地点。”

    “隔离”（segregation）一词既被用来形容自发性的聚居，又被用来描述被当局强制实施的居住隔离。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该词专指后者。有时有些人聚居在一起是因为特定群体无法在其他群体的居住地取得认同，甚至完全不能被忍受。但即使是在同一个种族或民族内部，也会出现社会性的集聚效应，也会存在不同的组合。例如，在21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曼哈顿的黑人基本上都聚居在哈林区，因为别的社区不太欢迎他们。然而，即便是在哈林区内部，黑人间也自发地根据收入、教育以及从南方搬来的时间进一步分住在不同的聚居点。更有钱的黑人多居住在哈林区的外围，使该社区向周围的白人社区扩张。欧洲移民占据纽约下东区时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当时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聚居点都与较大的犹太人区互相分离。

    很多人都不希望看到种族或民族聚居区，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相同的文化、血缘和语言让这些人更愿意和同类人住在一起，哪怕其实他们有机会住到其他地方。

    仍旧用母语交谈的移民家庭倾向于住在能以他们熟悉方式与同胞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地方。即便他们的经济情况已得到改善，并能够搬去本地人聚集的繁华地段居住，他们仍会选择继续留在原来的住所。而这些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等更加适应本地文化，更乐于搬离同胞聚居点，进入规模更大的主流社会，而这时主流社会对于他们的到来也没有那么抵触了。

    随着时间推移，种族和民族内部的变化可以改变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接受度，因为与这些人来往的成本发生了改变。上溯至19世纪，很多人都不欢迎爱尔兰移民成为自己的邻居，这不仅源于“认知” “刻板印象”或其他主观因素。在大量爱尔兰移民涌入美国城市之前，霍乱并不为人所知。19世纪40年代初，霍乱在波士顿大肆流行，而几乎所有的疫情都出现在爱尔兰人居住区。同样的疾病也在纽约的爱尔兰定居点周围肆虐。肺结核和酗酒也出现在很多城市的爱尔兰社区中。而爱尔兰邻居还难以交往。在纽约，被爱尔兰人占据的第六区被称为“血腥第六区”（the bloody ould Sixth）；而另一个主要的爱尔兰聚居区被称为“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还有一个地区被称为“圣胡安山”（San Juan Hill），因为这里经常发生暴力事件，使人联想起美西战争中著名的圣胡安山战役。

    在其他城市，爱尔兰的集聚地附近也常被冠以类似的名称，原因也大同小异。抗拒爱尔兰人搬到附近并不只是因为莫名其妙的“认知”或“刻板印象”。然而，随着爱尔兰移民后代的慢慢改变，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亦有所转变，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住宅区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上，也反映在雇用上：像“本店概不雇用爱尔兰人”这样的招贴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不见。

    不是所有的隔离都是自发的。巴尔的摩市曾在1911年通过一项种族居住隔离法，这只是20世纪很多市政当局制定的种族居住隔离政策中的一例。因为随着大批来自美国南方的黑人涌入北方城市，这些城市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发生率都远远高于原来的水平。美国联邦政府也同样推出了一些种族隔离的政策。联邦住宅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拒绝为没有执行种族隔离的住房提供政府担保的住房贷款，这种政策一直执行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随后，政府转变了政策风向，开始将黑人放到以前的白人区附近居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支持或反对种族隔离。政府的立场完全取决于大众的态度以及当时的政治。而且，住房隔离的经济影响与其政治影响大相径庭。

    在市场的运作下，黑人聚居区会扩张到过去全部都是白人的社区附近。这种扩张由那些已生活在黑人区外围的教育程度更好、收入更高的个人或家庭所主导。相较于生活在聚居区内部那些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更低、暴力行为更多的同胞，这些黑人遭遇的抵触会更少。但如果是政府的推动种族融合，通过住房计划或个人住房补贴进入白人区的，往往是那些收入和教育程度较低而犯罪率较高的黑人。

    两种类型的黑人区扩张都会遭到抵制，但对政府计划的抵制更激烈。而且这种抵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种族主义。事实上，有的黑人中产阶级社区也强烈抵制他们想避开的人搬进他们中间——他们好不容易才从黑人区搬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