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寻找中国人的善治之道

    谈及我们中国人有一套自己的复杂系统善治之道，我们可以发现如下观点。

    中国的系统领导者管理的不只是一个组织，更是一个网络。我们中国人与人相处是关系导向的，所以中国治理之道谈的是人际互动之道，也是社会与经济交换之道。中国的经济组织的发展都是靠着长期交易伙伴建立的网络，而非一个边界封闭的组织。本书谈的很多案例虽然是关于组织管理的，一些章节中有关“复杂理论的呼应”也大量取材于组织社会学的理论，但全书的主旨却不限于组织，而及于各类复杂系统。中国人的治理智慧更不止于探讨企业管理之道，更反映着社会系统的复杂思维，书中的历史故事更多是“治国平天下”的。

    “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齐家”之道，就是中国的圈子与社群治理之道。因为我们的组织方式以“家”为核心，组织的内核是一群家人或“拟似家人”，由此形成了“企业家族”。组织本身则应该被营造成为一个“家”，组织之于员工，不该只是一个工作、领薪的地方，更是成长、受教育、寻求社会安全与情感依归的地方。组织之外则是网络，一群伙伴形成“家族企业”。这就是樊景立和郑伯熏研究家长式领导的原因，因为好的中国式领导不只是一个管理者与决策者，更是一个“严父”或“慈母”。

    管理之外还要教化，只谈法，只谈奖惩，只谈权利义务，而不讲理，不讲情，在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好的领导不仅要依法赏罚，还要“给个说法”。所以，德行领导中谈到的以身作则为什么重要？正是因为身教重于言教，不能服人的领导说出来的“理”只会引人窃笑。我们中国人崇尚因教化而来的权力，威权最不得人心；因制度而来的权力可以带人，却不足以带心；因个人魅力而获得的权力，往往只存在于创业时期，在不尚英雄主义的中国，平常是较少见的。只有教化，既能带人，也能带心，令人心服口服。

    做事组成团队，决策寻求共识。在差序格局的思维之下，系统领导会组织一些人成为亲信与班底，共组领导班子，组成一个管理团队。成功的领导能够维系班子内的和谐，并在决策时达成共识；失败的领导则会形成“一言堂”，表面维持相安无事，但那却是组织衰败的先兆。

    人找对了，事情就能做对了。我们中国人治理智慧的理念就是人先于事，治理交易或交换关系先于管理事物，所以看人、用人是管理问题的核心。如何营造和谐、可信赖的环境，降低欺诈的风险是我们中国人的治理智慧念兹在兹的事情。人对了，这群人自然就会自组织起来，把事做完、做好，巨细靡遗的流程与规章反而会限制他们的弹性与快速反应。

    人找对了，中国的领导就要懂得放权，让人物与人才有自组织的空间，鼓励、帮助其创业，他们自然能产生边缘创新，自治理、自发展、自适应，这正是无为而治的精义。一个自组织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当一个系统中有许多自组织，每一个都在寻求自适应时，这样的系统就能够基业长青，生生不息，这正是“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的道理。

    但无为而治在“无为”之前却要“大有作为”，“作为”的目的在教化，在善治。教化的背后要有一套共同的“理”与“礼”，寻求精英共识要有共同的价值，人与人相处要有一套共同的互动规范，这些共同的理、价值与规范，建构了我们所说的“礼”，这就是费孝通说中国社会是强调礼治秩序的原因。“礼”必然反映了中国人以“家”为核心的道德观念，也就是儒家所阐扬的人伦。这是为什么中国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自古以来，《论语》正是中国人治理智慧的核心。

    在礼治秩序之下，中国人不是不重法治，而是懂得礼法并治，而且法尚简约，要能够执行，要留空间给人情，并且上下一致守法，法才有效。法之外的自由裁量有礼约制，没有礼的约制，留下的人情空间将充斥着走后门、贿赂、玩阴谋、特权交换、利益分赃。所以中国社会最怕礼崩乐坏，一旦社会失范，则法条越细，法网越密，有些人就会钻法律空子。法越密则君子处处受制，而小人有空可钻，最后，法无法执行，人人依照“潜规则”行事。如此，法反而成为找碴儿的工具，可以入人于罪，却无法维持社会公义，大家拉帮结派，不问是非，只问派系，系统衰败可知之矣。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治理智慧是礼法并治的，但是我们却总是面对法治不足的困境。主要原因是我们喜欢多用人情，少用法治，所以有了问题就倾向用人情与协商去解决。久而久之，法被遗忘了，法治原则也不再受到尊重。所以在我国，强调法治总不会大错，我们固然要防法网太密，执法僵化，但中国人天生的关系导向，可能自然而然地就会导致以情害法，所以既要防法的僵化，更要防对关系的滥用。

    在中国，要杜绝乡愿与小人的幸进，更要上下一致地守礼重法；系统要想不变成“藩镇割据”“军阀乱战”，还需要完善的治理制度。

    至于驾驭整个复杂系统，我们讲求“四两拨千斤”的道理，要掌握“势”，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才能避免系统死寂或系统崩溃。这需要懂得阴阳相融，多元并存，动态平衡。在系统初始，要精心布局；在系统演化的过程中，要掌握节度。一旦阴阳失衡，就要顺势施以巧力，使势头转变方向，不致系统崩溃。但在大势所趋之下，旧系统已不能保持常态时，则要有创造性破坏的巧力，使旧系统快速崩溃，新系统顺利产生。

    而这样的一套治理智慧在生产规模化、产品标准化、消费同质化、多元消失、权力集中的工业时代里曾黯然失色，但在信息时代来临的今天，势必焕然新生。信息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卡斯特尔称之为“网络社会的崛起”[1]，美国社会网理论大师威尔曼（Barry Wellman) 点出信息时代的特色是“网络化的个人主义”[2]。在新时代，个人生活被网络化了（网络指的是社会网，不管是互联网互联，还是移动互联，都只是社会网互联的工具），工作被网络化了，组织也被网络化了。网络化的社会吻合了中国人善于经营社会网的特质，中国人在网络社会中积累的治理智慧将对未来充满启示。

    但是这种启示不是直接拿来就能用的，这需要我们将之转化成现实中有用的知识，一方面，实践者可以从传统中吸取智慧用于实践，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治理机制；另一方面，学者要研究信息社会中，能够被科学验证的知识，而不止夸夸其谈讲些概念与哲学，对现实有解释力，建立的理论模型对未来有预测力，中国传统的宝贵智慧才能“日日新，又日新”。

    中国人的治理智慧必将对人类的未来有大的启示。

    [1]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1996.

    [2] [美]李·雷尼，[美]巴里·威尔曼.超越孤独——移动互联时代的生存之道[M].杨伯溆，高崇，译.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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