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感谢我的同事，他们的研究和探讨对本书的写作特别有帮助。马库斯·赖希勒回答了我的诸多问题，他所保存的神经科学学会档案详细记录了早期PET的诞生过程，弥足珍贵。史蒂夫·彼得森对我早些年在波士顿大学的疗法提出了有价值的评论。另外，他于2012年编辑的《神经成像》特刊（“fMRI二十年”）对重建fMRI的早期历史非常有用。肯·邝和卡米勒·乌古尔比尔对本书论及的fMRI的早期历史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反馈，卡米勒还对高场MRI提出了有益的批评。路易斯·佩索阿对本书初稿的评论非常有用，他指出了我没有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建议我将解码大脑比喻成“查词典”，这种方法相当有用。图1.5的灵感也源自他的论文。亚历克斯·谢克曼提供了大量评论，不仅使我更加精确地描述了大脑的恐惧系统，而且向我介绍了很多大有帮助的参考资料。彼得罗·彼得里尼帮我翻译了一部分安杰洛·莫索的意大利语原著。戴维·肯尼迪就20世纪90年代早期fMRI在麻省总医院的诞生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宏观看法。乔·德夫林和肯·诺曼同样对本书提出了十分有益的见解。

    同样感谢很多对本书初稿进行探讨和评论的人：费利佩·德布里加德、约翰·布鲁埃尔、尼科·德拉特尔、苏珊·菲茨帕特里克、玛尔塔·加里多、戴维·格拉恩、卡兰妮特·格里尔-斯佩克特、基思·汉弗莱斯、戴维·肯尼迪、安娜·哈赞索恩、利娅·克鲁比泽尔、杰米·李、丹·劳埃德、托尔·瓦格和约亨·韦伯。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艾利森·卡勒特说服我写了这本书，并帮助我把这本书变得更好。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从她那里得到的辅助和指导无可估量。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詹妮弗·奥特，她是我在过去25年中的亲密伙伴。除了忍受（及调和）我过分的工作习惯外，她还用设计师和前编辑的眼光让这本书变得更好，就像她多年来让我变得更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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