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共同基础

    贯穿本书的总体理论框架与其他四种理论在一些基本概念上是一致的，尽管在具体涉及美国时，本书与这些理论主张存在许多分歧。本书的理论框架重点关注的是四大独立的权力基础——经济网络、政治网络、军事网络和意识形态网络——这使我们能够以动态的、开放的视角来审视美国的未来。由于新创建的组织形式、新发明的科技、新的沟通方式、军事创新以及新的精神运动，这些网络能够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彼此相互作用并产生冲突。因此，社会组织的新生性和多变性让现在、将来与过去完全不同，因而导致历史无法成为当前行动的可靠参照。

    比如说，在古老的过去，阶级支配和阶级冲突并不处于权力平衡的中心。在文明的起始处，统治着整个王朝的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不是资产所有人，而在罗马帝国，军队拥有比资产所有人更大的权力。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多年里，天主教会在欧洲可谓一手遮天，在那时，商业的规模很小，政府处于弱势地位，民众以为自己生活在“基督世界”（Mann 1986）。巧合的是，众多小国家的软弱使私人财产制度打下更加牢固的根基，避免了私人财产被国家侵占的危险；此外，小国家的软弱还为独立的商人阶级提供了发展的空间。结果就是，经济网络总体上的独立性日益增强。

    随着商业和市场的发展，对国家调控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而且，当商人们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偏远地区时，他们需要更多的保护以对付强盗和小地区心胸狭隘的统治者。商人因此开始暗中支持政府的发展，为政府提供必要的借款来组建庞大的军队。16世纪，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真正强大的国家，随着它们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些国家变得越来越独立，并开始扮演起重要的角色。（Lachmann 2010）政府和私营公司也一同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它们彼此需要且能够相互扶持，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私营公司还让天主教教会和军队领袖的地位日趋衰落。此后，大部分西方史开始关注公司所有人与政府高层领袖之间对支配地位的争夺。

    前两段概述的四大权力网络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使看似稳定的权力设置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造成了国家权力结构中分歧的产生，这也是以下事件发生的原因：一场宗教运动演化为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经济体制摇摇欲坠的苏联最终解体（1991），一些国家爆发所谓“阿拉伯之春”（2010），大萧条和主要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政和民权运动。这些变化淘汰了挑战权力结构的陈旧方式，将老方法的拥护者变成了抱残守缺的徒劳论者，同时还为能够洞察到新机遇的新一代活动家提供了机会，因为这些变化根植于此时此地，而不是过去的社会运动之中。

    具体到美国，四大网络理论解释了经济网络如何且为何总是凌驾于其他三个网络之上。它解释了20世纪40年代以前联邦政府规模较小的原因，以及联邦政府为什么不能完全独立于那些支配着经济体系且从中获益最多的群体。它阐述了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且大部分政治学家都认同的事实，那就是，军队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中从未扮演过重要或独立的角色，而教堂等宗教场所过于分裂，难以控制，因此无法形成天主教过去在全欧洲以及随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几个主要民族国家奠定的那种权力基础。

    如果经济网络的支配地位能够得到应有的评价，且公司富豪压制某些方案（这些方案也许会让政府变得更加独立和强大）的期望能够得到充分的认可，那么这个国家软弱的工会运动和姗姗来迟的政府社会保障方案（这些都是历史制度主义者研究的重点）被视作公司支配的结果就很好理解了。公司支配涉及保守派同盟在税收、工会和商业调控等议题上对国会的控制。

    同样，经济网络的突出地位，外加建国之后到20世纪末北方商业利益集团和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相互冲突的需求，有助于解释多数统治的制度障碍，这些障碍往往被多元论者和历史制度主义者视为独立的因素。它们包括宪法的性质、政府的分权结构、联邦政府的软弱，以及国会中委员会权力的据点。除了拥有军事力量，以及为许多民众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之外，美国联邦政府缺少足够的“能力”，这是因为公司共同体希望限制民选官员和政府雇员的独立性。

    本书的理论吸纳了上述几种理论的深刻洞见，但摒弃了它们的缺陷。本书所呈现的美国存在高度阶级支配的证据，也让人们对这些理论中的许多经验性主张产生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