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属感是自外而内的

    让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归属信号是如何在人脑中起作用的。比如，我让你玩一个难度适中的智力游戏，在一张地图上排列颜色和形状，时间不限。解释完游戏规则之后，我就离开了房间。两分钟后，我又回到房间，递给你一张手写的小纸条，告诉你这张纸条是斯蒂夫写给你的，他也是一位游戏参与者，但你没见过他。我说：“斯蒂夫刚刚完成了这个游戏，他想跟你分享一个窍门。”你看了一下纸条，然后继续玩游戏。但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你变得更认真了。你大脑深层的区域开始活跃起来，你的积极性更高了，达到了之前的两倍。你的专注时间也比之前增加了50%，干劲儿和兴致都显著提升，并且这种热情能持续很久——即便两周之后，你还是乐于接受类似的挑战。从本质上说，那张小小的纸条把你变成了一个更聪明、更协调的自己。

    但事实是斯蒂夫的窍门并没有用，其中包含的相关信息为零。而后来你所体验的那些在动力和行为方面的所有变化都是因为这张纸条所传递的一个信号：你与一个关心你的人联系起来了。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归属信号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来做一项实验，实验的名字叫：“你愿意把手机借给陌生人吗？”实验包括两个场景和一个问题。

    场景1：现在正在下雨，你在车站等车，一个陌生人朝你走来并且礼貌地说：“我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机吗？”

    场景2：现在正在下雨，你在车站等车，一个陌生人朝你走来并且礼貌地说：“真是的，这雨下得！我能借用一下您的手机吗？”

    问题：你更有可能答应哪一位陌生人的请求？

    乍一看，这两个场景没有太大的不同，都是陌生人提出了同样的请求，答应这一请求需要高度的信任。更重要的因素不在于他们而在于你，也就是说，你的天性是否倾向于把自己的宝贵私有物借给陌生人。一个理性的人会预测这两种场景将产生基本一致的结果。

    这个理性人的预测也许是错的。当哈佛大学商学院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Alison Wood Brooks）教授做了这个实验之后，她发现第二个场景的响应率激增了422%！“真是的，这雨下得！”这几个字改变了人们的行为。这几个字所起的作用就像智力游戏中斯蒂夫的那张字条一样，也传递了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这是一个安全连接的场合。所以你才会不假思索地把手机递过去，建立起一种连接。

    设计了斯蒂夫字条实验的斯坦福大学的格雷戈里·沃尔顿（Gregory Walton）博士说：“这些都是巨大的效应，这些小信号都传递了一种关系，并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关联方式、感觉方式以及行为方式。”(7)

    沃尔顿博士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最能反映归属信号力量的是一项对于772名澳大利亚患者的研究。这些患者都是因自杀未遂而接受住院治疗的。在他们出院之后的几个月里，有一半人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亲爱的____

    您离开纽卡斯尔梅特医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希望您诸事顺遂！如果您愿意给我们一个简短的回复，我们将不胜期待。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签名）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收到明信片患者的再次住院率是没收到明信片患者的一半。

    沃尔顿说道：“小信号能产生大作用，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更深层次的事是，信号不能只给一次。这些信号都是关于建立关系的，传递的事实就是‘我对你感兴趣，我们共同做的这一切都是基于这种关系的’。它是一种叙事体，你必须让它进行下去。这就好像一种浪漫关系。你多久告诉对方一次你爱他？尽管你们彼此相爱，但是让对方知道你爱他仍然很重要，你要不断地告诉他。”

    “归属感需要持续提醒和强化”，这个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假如我们的大脑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处理安全感，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这种持续提醒了。然而，我们的大脑历经数百万年的自然选择而能最终形成，不是因为它们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处理安全感，而是因为它们对危险一直保持警惕。

    这种对危险的持久警惕根植于人类大脑核心区域的一个深层结构，即杏仁体，它是人类最原始的警戒装置，持续扫描周边环境。当我们觉察到某种威胁时，杏仁体就会拉响警报，引发“战斗还是逃跑”的生理反应，人体会瞬间充满激素，所感知的整个世界收缩成一个单一问题：“我要怎样做才能生存下来？”

    然而，科学研究发现，杏仁体不仅能对危险做出反应，它在构建社交联系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作用机制如下：当你收到一个归属信号时，杏仁体就转换角色，开始利用它巨大的潜意识神经力量来构建和维系你的社交纽带。它追踪你所在群体的成员，关注他们的互动，为有意义的参与做好准备。转瞬之间，杏仁体从一只咆哮的护卫犬变成了一只精力充沛的导盲犬，并且目标单一：确保你与你的团队成员保持紧密联系。

    在脑部扫描中，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刻，因为杏仁体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被激活。“整个事情发生了逆转，”纽约大学的社会神经学家杰伊·范·巴韦尔（Jay Van Bavel）说道，“当你成为团队的一员时，杏仁体就开始关注团队其他成员并且密切追寻他们，因为这些人对你而言都是有价值的。他们曾经是陌生人，但现在与你同在一个团队，这就改变了整个情况。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转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变，是整个激励和决策系统的全面调整。”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揭示关于归属感运作方式的悖论。归属感似乎是自内而外发生的，但实际上是自外而内发生的。当我们的社交型大脑接收到一系列稳定的、几乎看不见的信号时，比如“我们是亲近的，我们是安全的，我们共享未来”，它们就开始活跃起来。

    这里有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归属感是如何起作用的模型——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需要不断添加传递安全连接的信号：当谷歌公司的拉里·佩奇和杰夫·迪恩参加了全公司的挑战——可以谈论任何话题的会议以及热闹激烈的曲棍球比赛时，他们就助燃了那团火焰。当乔纳森保护了小组免受尼克的负面行为影响时，他就助燃了那团火焰。当一个陌生人在向你借手机之前先表达了对下雨的烦躁时，他就助燃了那团火焰。凝聚力的出现不是当团队成员都更加聪明之时，而是当他们都被清晰而稳定的安全连接信号点燃时。

    这一模式有助于我们认识归属感，它不是一种命运的未解之谜，而是一个可以理解和控制的过程。探索这一过程的有效方法就是对以下三个场景仔细观察一番，每个场景中的归属感都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形成的：第一个场景讲述的是1914年冬天在弗兰德斯战壕上的士兵们；第二个场景讲述的是印度班加罗尔的办公室职员；第三个场景讲述的是导弹营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