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端方淑女

幼年时代的波伏瓦对家庭有很强的归属感，她对于童年的记忆多是快乐的。[1]但是从11岁开始，家里人对波伏瓦的期待让她感到困惑。她也惊讶地发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并不是家里人所期待的。她不明白为什么曾经鼓励她阅读和质疑的父母，现在却要求她停止思考，放弃阅读，不再提问。她感到痛苦，闷闷不乐。一部分是因为她提出来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一部分是因为她眼见着敬爱的父亲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小时候的波伏瓦觉得父亲特别伟大。[2]曾经的乔治是一个充满智慧、学识渊博、喜爱诗歌、能够侃侃而谈的人。父亲的才华让波伏瓦折服，她觉得谁也比不上他。乔治曾经也喜欢表演，很享受自己成为派对中心人物的感觉，但是家道中落使他渐渐失去了幽默感，曾经的巴黎花花公子现在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整日垂头丧气。

“一战”之后，乔治·德·波伏瓦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更差了。他以前投资的俄国股票现在变得一文不值，全家只能靠他少得可怜的薪水过活。波伏瓦偶然听到父母亲为了钱的事而争吵：弗朗索瓦丝不明白乔治为什么不肯重拾法律，而乔治却总是旧事重提，说如果弗朗索瓦丝的嫁妆没泡汤，家里的情况也不会这么差。争吵和怨恨使得他们对彼此的热情渐渐冷却。有一天晚上，波伏瓦和保姆路易丝一起回家后，看到母亲被打肿的嘴唇。[3]事情的真相是，乔治已经没有本钱去从事法律工作了，他连租一间办公室、置办一些家具，或者买办公材料的启动资金也掏不出来，何谈靠他的生意来养活全家。乔治此时已经40岁了，他有过两次心脏病发作的经历，健康状况也不大乐观。弗朗索瓦丝所希望的，乔治根本没有心力，也没有体力去做了。

幸运的是，之前让乔治觉得丢脸的老丈人，古斯塔夫·布拉瑟尔一直有自力更生的习惯，他及时地解救了他的女婿。在战争的两年间，布拉瑟尔开了一家鞋厂，成功拿到了为军人做靴子和鞋子的订单。这笔生意利润很高，布拉瑟尔大方地给乔治提供了一个副厂长的职位。[4]虽然这对于拥有贝特朗·德·波伏瓦的贵族身份的乔治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但乔治因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了。乔治认为自己只是在工厂挂个名，并不想好好地去上班，于是经常能不去就不去。战争结束后，对军靴的需求没了，布拉瑟尔工厂也就随之没有生意可做了。这时候，好在又有一个家庭成员伸出援手，给乔治提供了一个报纸广告位销售员的工作。但乔治既没有销售天分，也不是一个靠谱的员工，所以这份工作也没有做太久。

从那之后，乔治就一直消极怠工。乔治改不掉自己原来贵族公子哥的生活做派，因此丢掉了好几份工作。尽管家庭经济状况已经每况愈下，但是乔治仍然每天睡到10点才起床，11点去股票市场晃悠一圈露个脸，午饭时去办公室看一眼，接下来一下午的时间都用来打桥牌，晚上去咖啡店喝一杯，然后优哉游哉地回家吃晚饭。[5]虽然波伏瓦在回忆录里总是赞扬父亲，但在妹妹埃莱娜眼里，波伏瓦家族里的男人们基本上都游手好闲，不爱工作，而女人们则坚强地替家族挽回一点尊严。[6]波伏瓦之所以一直把父亲描绘得很美好，可能是因为童年时她深深地崇拜父亲，但也有可能是她对于家族的荣誉感使她不自觉地美化了父亲的形象。但更有可能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伏瓦写回忆录时预想到了，如果用尖酸刻薄的口吻谈论她父亲，会让很多读者产生敌意，认为她完全没有同情心，这些读者就会借此来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从而否定她的一切。

“一战”结束之后的一年里，蒙帕纳斯大街渐渐恢复了往常的光景。然而，当1919年的夏天来临时，波伏瓦家的经济状况依然没有起色。为了节省开支，波伏瓦一家搬到了位于雷恩街71号的一处公寓。他们住在五楼，这里幽暗肮脏，既没有电梯，也没有自来水，甚至连浴室和中央供暖都没有。[7]家里房间不多，除了客厅和主卧以外，父亲占用了一个房间做自己的书房。这使得波伏瓦没有了自己的空间，姐妹俩不得不共用一个小小的房间，小到姐妹俩的床之间只容得下一个人走动。当时他们的仆人路易丝还在，仆人们统一住在公寓的六楼，那里是所有仆人集中住的地方。但是不久之后，路易丝结婚了，搬到夫人街去了，于是弗朗索瓦丝不得不自己收拾这个破破烂烂的房子。[8]一开始，弗朗索瓦丝借口说找不到好的帮佣才不用了，但实际上是家里已经请不起帮佣了。

请不请得起住家帮佣是当时巴黎社会的阶层分级标志。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主要差别就是前者至少有一个住家仆人，而后者是负担不起这笔开销的。弗朗索瓦丝本来是一个性格温柔的人，虽然有时候她也试着把这种生活的磨砺当作锻炼自己美德的机会，但近来她变得常常发脾气。她渐渐地不再打扮自己，也不注重身材的保养，波伏瓦和埃莱娜也渐渐开始穿已经破旧的裙子。但是在母亲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情。弗朗索瓦丝已经开始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生活，她安慰自己说虽然他们没什么钱，但是他们有文化，有信仰，而这些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在后人的眼里，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小说家和自传作家，文笔优美，散文的文字富有质感，同时她也是一个打扮时髦且有个人风格的女性。但是，波伏瓦和妹妹都因为在少女时期没有优雅的着装而苦恼过，后来波伏瓦把她们的这种状况戏称为“半贫穷”（semi-poverty）。[9]波伏瓦所就读的希望学校里也有女孩穿得比较寒酸，但波伏瓦认为那至少是“得体的贫穷”。任何一个想要被别人尊敬的女孩都应当穿着得体，以免被别人说成是卖弄风骚，但当时波伏瓦的同学们认为她的穿着比那还要糟糕。[10]

尽管后来波伏瓦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但是童年的记忆让她变得对金钱格外敏感。在学校的时候，她为了省着用笔记本，把字写得越来越挤，有时候字小得连老师都抱怨看不清。她不仅节衣缩食，对自己也很抠门：“我一直坚信要物尽其用，对待自己也是一样。”[11]她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当中，同时也发奋要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很快，她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牧师称赞她有一个美丽的灵魂。[12]波伏瓦后来加入了一个为儿童创办的宗教组织，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已然完成了成为一个好女孩的转变。我努力塑造我想要呈现给这个世界的性格，这让我获得了很多表扬，我对此感到很满足，我现在完全认同自己塑造出来的自我，这就是真实的我。”[13]但与此同时，波伏瓦的很多同学都讨厌她，认为她自命清高，自认为无所不知。

12岁的时候，波伏瓦对待宗教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但在童年时期，宗教的确启发了她去思考和质问女孩在社会中的位置这一问题。波伏瓦在《波伏瓦回忆录第一卷：端方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后简称《端方淑女》）中写道：“在上帝面前，她感到自己的灵魂和小男孩的灵魂一样宝贵，但自己为何还要去嫉妒那些小男孩呢？”[14]在1965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重新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她觉得这种严格的宗教氛围对她帮助很大，因为在这种氛围下她把自己想成是一个有灵魂的人。波伏瓦认为：“在灵魂的层面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我是男性还是女性，上帝都会一样地爱我。男女圣人之间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完全是一个无性别的领域。”波伏瓦发现，在宗教中，人是一种道德平等和精神平等的种族，这种观念也塑造了她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