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她自己的房间

出曾经的精神支柱：上帝。[95]情绪低迷的波伏瓦，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呵斥萨特怎么能认为生活值得奋斗。第二天，波伏瓦还是走不出沮丧的情绪，跟萨特吵了一架。因为萨特认为酒精和眼泪不能给波伏瓦带来真相，她的伤心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只是酒后悲观罢了，然而，波伏瓦觉得，正是酒精帮她看清了丑陋的真相。

当时的波伏瓦和萨特都不得不面对自己对于生活的期待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萨特甚至开始脱发，他觉得自己关于偶然性的手稿太枯燥，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波伏瓦想出来一个主意：为何不把它写成小说呢？虚构小说的深度和悬念也许能够拯救它。萨特曾经也喜欢侦探小说，也许真的可以把一个哲学问题融入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中去。后来萨特在第三稿时，把小说设定在勒哈弗尔，基于自己创作了一个主要人物安托万·洛根丁。波伏瓦对萨特的建议常常是一针见血，这也是为什么萨特总是会听取她的意见。[96]

萨特也开始写他的哲学散文《想象》（Imagination）。这是亨利·德拉克鲁瓦给他布置的一个任务，是为学术出版社阿尔康（Alcan）写的一篇文章。为了研究这个课题，萨特一直在思考梦和幻想。萨特在巴黎高师有个朋友丹尼尔·拉加什主修精神病学，他告诉萨特如果想亲自体验一下幻觉，他可以安排萨特尝试一下迷幻药“麦司卡林”。

1935年2月，萨特去到巴黎的圣安妮医院，医务人员给他注射了“麦司卡林”。但是很可惜，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萨特并没有体会到他所期待的那种快乐的幻觉。相反，他看到屋子里的东西都变得畸形，追赶着他，他甚至出现了幻视，看到螃蟹和其他甲壳类动物，接下来的几周都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天晚上见到波伏瓦的时候，萨特跟往常判若两人。[97]

最终，萨特向波伏瓦承认了自己在对抗抑郁，并且他小题大做地觉得自己可能会长期处在幻觉以及精神错乱的边缘。波伏瓦听了，故意挖苦他说：“根据你自己的理论，理智控制身体，那么你的疯癫只是你的理智认为自己疯了而已。”[98]

1935年3月，希特勒颁布法令实行普遍兵役制，德国军队从10万迅速激增到了55.5万人。法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开始紧张，因此法国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斯大林同意援助法国国防。当时一边是苏联，一边是法国，看起来德国没有赢得战争的机会，应该不会愚蠢到真的发起战争。波伏瓦后来回顾那段时间，说自己应对时事的方式显然是太轻率了。那时候的她觉得，应对希特勒造成的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逃避。[99]在1935年波伏瓦写给萨特的信里，只有7月28日那天的信被收录进《给萨特的信》（Letters to Sartre）里出版了。她完全没有提到政治，只能说她在阿尔代什省唯一能接触到的报纸就只有《小马赛人报》（Le Petit Marseillais）了吧。[100]

那一年的复活节，他们去了意大利，萨特似乎心情还不错。但是回到法国以后，萨特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再假装一切正常了。萨特萎靡不振，情绪低落，医生建议不要让他一个人待着。因此，波伏瓦尽力陪伴着萨特，如果她实在没办法陪着他，也会安排别人陪着萨特。

当时的波伏瓦没法真的理解萨特的危机，在很多年后的1960年，波伏瓦想明白了，尽管当时她和萨特的境况看起来相似，但是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


通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和拥有一份专业的工作，对于萨特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当我站在马赛那些台阶最上面的时候（1931年，波伏瓦开始教书），我幸福得都眩晕了。在我看来，我没有默默承受自己的命运，而是选择了我自己想走的路。在萨特看来阻碍他自由的职业，对我来说却是解放。[101]


波伏瓦一直从哲学阅读中获得足够的满足感，这对她来说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她也一直写作。当时的她在创作一个短篇故事集《精神至上》（When Things of the Spirit Come First），其中一个故事便是关于扎扎是如何被清教徒式的禁欲道德观逼至失心疯，最后走向死亡的。[102]另一个故事则被认为启发了萨特的短篇小说《战前童年》（The Childhood of a Leader）。[103]在1926年到1934年之间，波伏瓦七次尝试写小说。[104]但是直到40年之后，这些小说才被出版。后来萨特也最终获得哲学和文学上的成功，他们的关系也变成了一段三角恋，至少看起来是变成了一段三角恋。


[1] VED 40.

[2] PL 12. SLBdB,‘Chronologie’, MPI lxvi.

[3] WT 50.

[4] PL 14.

[5] CJ 789.

[6] CJ 795.

[7] CJ 788, 24 September 1929.

[8] CJ 783, 20 September 1929.

[9] 该分类是在《盛年》第19页由萨特提到的。在日记中出现的情况参见CJ 801–2, 14 October 1929.

[10] 原文用词为gaslight，即“煤气灯效应”，又叫认知否定，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实，而进行的心理操控和洗脑。操控者通过长期将虚假、片面或欺骗性的话语灌输给受害者，从而使受害者开始怀疑自己，质疑自己的认知、记忆和精神状态，最后达到控制受害者的思想和行为。

[11] DPS 274, 29 June 1927.

[12] PL 22.

[13] PL 24.

[14] PL 27.

[15] PL 25.

[16] CJ 801–2.

[17] CJ 807.

[18] CJ 808, 23 October 1929.

[19] CJ 808, 814.

[20] PL 15–16.

[21] CJ 815, 3 November 1929.

[22] CJ 825, 12 December 1929.

[23] CJ 824, 12 December 1929.

[24] CJ 828, 13 December 1929.

[25] Maheu, copied in SdB to Sartre, 6 January 1930, LS 3.

[26] CJ 824, 12 December 1929.

[27] PL 52–3.

[28] CJ 839, 9 June 1930.

[29] CJ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