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她自己的房间

的自我精心编制的网时，她对此感到激动不已。波伏瓦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表现出“能被感知的现实”。[77]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柏格森和巴吕齐都不如胡塞尔流行。柏格森名气最盛的时候，人们会蜂拥到他上课的教室，挤在门口和窗户边，伸长脖子听他讲课。但是因为去的很多都是女性，男人们开始怀疑柏格森教的不是哲学。1914年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甚至这样写道：“去听柏格森课的女人们身上的香水味，都快让柏格森无法呼吸了。如果柏格森真是个哲学家，那么没有女人会去听他讲课。”[78]

1933年4月，波伏瓦和萨特去伦敦度复活节假期。他们对于满眼的英式风情感到十分新奇，到处都是圆顶高帽和雨伞，还有海德公园里的演讲者、伦敦的出租车、茶馆以及独特的时尚。因为旅途中没法像在法国时那样分居两地，波伏瓦和萨特之间的不同和分歧越发明显。波伏瓦比萨特更了解英国文学和文化。波伏瓦想循着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足迹走一走，也想去看看英国皇家植物园和汉普顿宫。然而，萨特想去伦敦底层人民所在的街区晃悠，想去感受那里的氛围，去揣度人们脑子里的想法。

在给波伏瓦的信件里，萨特有时候会充满爱意地说恨不能与波伏瓦“合二为一”。但是伦敦之旅充分证明了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在牛津时，萨特觉得这个城市的街道和公园不错，但是他瞧不起英国大学生的势利，所以拒绝进入牛津大学。波伏瓦对他的无理取闹很气愤，自己一个人去逛了牛津。在伦敦，他们对去哪里又出现了分歧：萨特竟然不愿意去大英博物馆？[79]

波伏瓦很钦佩萨特的很多想法，但是她实在没法欣赏萨特的全部。坐在伦敦尤斯顿火车站，萨特滔滔不绝地跟波伏瓦说着怎么把伦敦放进他理解世界的宏大框架里。波伏瓦向来很烦萨特这种凡事都要归纳的习惯，觉得他的假设都站不住脚。这其实是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的分歧，波伏瓦和萨特已经因为这个吵过架。波伏瓦再次强调：语言不能完全概括现实，应该面对现实中的所有好与坏、所有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之处。

萨特的回应是，光是观察世界和做出反应是不够的，应该试着把现实压缩到文字里。对此，波伏瓦觉得简直毫无道理：一次仅仅为期12天的旅行不可能让一个人透彻地了解伦敦。比起生活和体验，萨特更想用文字把经历记录下来，而这和波伏瓦的信念完全冲突，波伏瓦信奉“生活！此时此地的现实”。[80]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成为德国元首；5月2日，德国驻法国大使馆升起了带有“卍”的纳粹党党旗。在此时此地的现实里，波伏瓦和萨特目睹着犹太学者们自愿流亡，同时柏林开始焚烧书籍。波伏瓦后来在自传里说自己和萨特都不参与政治，他们在那时只关注“他们自己、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即将出版的书”。当时的萨特和波伏瓦对公众和政治事件毫无兴趣，他们只想退回到自己的想象世界里（她的原话是：“只关注自己手臂够得到的地方。”[81]）波伏瓦在《盛年》里写道：“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我们当时都没有直面现实的沉重，只是靠着所谓的‘激进的自由’而感到骄傲。”[82]

但是波伏瓦也并未完全脱离社会。8月，波伏瓦对巴黎的一桩谋杀案非常感兴趣。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维奥莱特·诺齐埃的年轻女工人。事情的起因是诺齐埃被她的父亲强奸了，然后她就把自己的父亲杀了。然而很多媒体却称之为“乱伦”，这让很多女性读者困惑不已。诺齐埃的审判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以至于人们把它和德雷福斯事件[83]相提并论。[84]

在鲁昂，波伏瓦继续她的哲学和文学创作。1933年，波伏瓦开始写一本新小说，同时也跟科莱特·奥德里介绍给她的一个德国难民每周学习两到三次德语。[85]波伏瓦在创作小说时模仿司汤达的风格，她想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个故事，来展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停滞不前亟须个人反抗。尽管波伏瓦自己不是主人公之一，但她把扎扎化名为安妮写进了小说里，塑造了一个虔诚、忠诚的典范。波伏瓦后来也把扎扎写进自己的其他作品。波伏瓦渐渐发现，文学书写能够帮助她厘清和纾解情绪。波伏瓦对于自己的首部小说并不满意，她觉得人物缺乏深度、不够真实，所以不久之后便放弃了。不过，波伏瓦在之后的作品中还是常常会写到同样的主题和人物。

尽管波伏瓦和萨特在这个阶段并不富有，但是他们尽可能地去旅行。1934年，他们去了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萨斯和科西嘉岛。他们在德国的汉诺威市拜访了莱布尼茨的故居。[86]那一年，波伏瓦没有尝试写任何东西，她有意识地选择只阅读和学习。波伏瓦研究了法国大革命，阅读了胡塞尔的德语原著。[87]萨特一边努力地完成着自己关于胡塞尔哲学的大部头作品《自我的超越》（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一边修改关于偶然性的手稿，但是效果都不是太好。

萨特在柏林的那一年，波伏瓦休假两周去看他。萨特在柏林有了一次“偶然”的恋爱，这次是个叫玛丽·吉拉尔的女人，萨特很喜欢她陪在身边。[88]波伏瓦也见到了玛丽，并且还挺喜欢她的。波伏瓦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萨特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另一个女人真正产生兴趣，按照他们的契约，波伏瓦对此不应有什么不满，实际上波伏瓦也没有觉得不舒服。[89]尽管她还是会有点吃醋，但波伏瓦对萨特有足够的安全感。波伏瓦和萨特一起阅读福克纳和卡夫卡，摸索着如何在文学创作中把生活描写得更好。此时的他们，都相信艺术可以实现救赎。[90]不过，萨特的传记作家却把这段时间称为他们关系的“第一次危机”。[91]

从个人角度来说，波伏瓦最在乎的仍然是那个从学生时代起就萦绕在她心头的问题：究竟要保持多少自我，放弃多少自我。波伏瓦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平衡自己内心对于独立的渴望和想要靠近另一个人的冲动。波伏瓦在课堂上会说一些引起争议的话，比如：“养育孩子并不一定是女性的天命。”[92]同时，波伏瓦也会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学生，而其中有不少都让家长非常不满。有些家长向学校投诉波伏瓦，指责她玷污了家庭的神圣，好在学校的检察员最终站在她这边。

那个时候的波伏瓦和萨特都是默默无闻的哲学教师，萨特甚至抑郁了一段时间。那时候，萨特失望无聊，后来他把这段时间称为他人生中“最黯淡无光的岁月”。[93]当时萨特的生活单调乏味，他的才华无人赏识，觉得自己就是个失败者，他不想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院校教书。相比之下，他的朋友们似乎都风生水起。保罗·尼藏已经出版了两本书：1913年出版的《阿拉伯的亚丁》（Aden，Arabie）和1933年出版的《安托万·布洛耶》（Antoine Bloye），两本书都好评连连。连当初没有通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马厄，事业也有了起色（马厄日后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理事长）。然而萨特却还没有出版任何作品。毫无名气的萨特开始担心：“都28岁了还没有成名，恐怕就只能一辈子默默无闻了。”[94]他自己也知道这样想有些荒谬，但是一想到自己一事无成，就更生气了。

11月的一天，波伏瓦和萨特坐在勒哈弗尔的一个海边咖啡店，两个人都垂头丧气，担心自己的生活就这么陷入无休止的重复，再也不会有新的事情发生。那天晚上波伏瓦格外沮丧，她泪流满面，眼前甚至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