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她自己的房间

。波伏瓦带着埃莱娜一起远足，有一天埃莱娜发烧了，但波伏瓦执意要完成自己的远足计划，于是她把瑟瑟发抖的埃莱娜一个人留在招待所门口等回去的公交车，然后自己继续远足去了。波伏瓦对于计划的执念已经超越了她的同情心，而且这并不是她唯一一次这么不近人情。

在教学工作中，波伏瓦完全不羞于去教授自己在思考的问题。波伏瓦给学生们讲劳动力、资本和正义，这让很多学生和家长感到震惊。[62]在很多方面，波伏瓦都渐渐变得像自由派了，但是在性方面她仍然是一个保守派。当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向波伏瓦示好的时候，她感到很愤慨。[63]

在马赛，波伏瓦的生活少了很多干扰，她重新拾起笔开始写作。波伏瓦在这段时间没有出版什么作品。她所写的东西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他者的幻象”以及诚实、自由和爱之间的关系。在作品中，波伏瓦不想把这个特殊的主题变成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因此她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女性，这样一来，她们的关系就不会带有任何性的暗示。[64]

波伏瓦一有时间就会回巴黎。如果时间不多，她就只去看萨特和埃莱娜，如果时间充足她就去看看别的朋友。[65]在两地分居的这段时间里，波伏瓦和萨特一直保持着通信。当他们能见面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就互相阅读彼此的作品。当时的萨特正在写一篇关于偶然性的论文。

1932年6月，波伏瓦听说自己下一年的教职将会在鲁昂，那里离勒哈弗尔只有一个小时，离巴黎也只有一个半小时。在《盛年》里，波伏瓦把在马赛的那年看作自己的涅槃。远离自己最重要的爱人和朋友，波伏瓦不得不忍受孤独，但也正因为如此，波伏瓦知道了自己是靠得住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波伏瓦告诉贝尔，在马赛的时光是她生命中最不快乐的一年。她爱萨特，想要和他在一起，而在那一年里，自己都分不清心里的苦闷究竟是因为想念萨特，还是因为悔恨。[66]

那年夏天，波伏瓦和萨特去了更多地方旅行，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群岛，以及摩洛哥。新学年开始，波伏瓦搬到鲁昂，她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拉罗什福科酒店里。火车的汽笛声让波伏瓦感到莫名安心：因为逃离就在咫尺之外。波伏瓦在鲁昂交了一个新朋友：科莱特·奥德里。奥德里是尼藏在一个共产主义者圈子里认识的，跟波伏瓦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波伏瓦主动向奥德里介绍了自己，一开始奥德里觉得波伏瓦唐突，而且很资产阶级。[67]奥德里信奉托洛茨基主义[68]，波伏瓦对她有点畏惧。奥德里总是穿着考究，信心十足，还总是讨论政治。不过没过多久，波伏瓦和奥德里就经常在保罗啤酒厂共进午餐了。

奥德里欣赏波伏瓦的意志力，也喜欢她的畅快大笑。奥德里觉得波伏瓦是个感情激烈的人。波伏瓦的率直有时候让人承受不住，这也让波伏瓦那“不能忍受愚蠢之人”的名声跟了她一辈子。当萨特来鲁昂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起出去。波伏瓦向奥德里解释了她和萨特的关系，说这是基于真理而非激情的一段关系。奥德里形容波伏瓦和萨特的对话深刻而激烈，简直让人沸腾，这是一种她从未见到过的关系。奥德里说：“在这两个人身边的感受，我无以名状。他们之间的火花是如此强烈，有时候会让身旁的人因为没有这样的关系而感到失落。”[69]

在鲁昂的这一年，波伏瓦和萨特在维持契约方面要便利得多了。他们俩往返于鲁昂、勒哈弗尔和巴黎，能有不少时间在一起。波伏瓦和萨特都开始对戏剧感兴趣起来。正好西蒙娜·若利韦的情人查尔斯·迪兰是一个戏剧导演，波伏瓦和萨特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不管在哪个城市，波伏瓦和萨特都跟人交谈甚欢。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和萨特提出了“自欺”（bad faith，即mauvaise foi）的概念——这是一个关于不诚实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个概念比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更能准确地描述人类的体验。[70]

在《盛年》中，波伏瓦把这个概念的提出归功于她和萨特。一开始的时候，波伏瓦说是萨特想出了这个概念，但在那之后她一直用“我们”。“我们”一起创造了“自欺”这个概念。波伏瓦一个同事的行为让她瞬间有了灵感：“有了！”波伏瓦告诉萨特：


“吉内特·卢米埃不是真实的，是一种幻象。”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假装自己有了某种信念或者有了某种感觉，但实际上并没有的人。我们创造了“装腔骗人”（playing a part）的另一种说法。[71]


“自欺”这个概念成了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概念之一。萨特在他的著名作品《存在与虚无》中用“侍者”这个角色阐述了何为“装腔骗人”。那为什么波伏瓦提到创造这个概念的时候要用“我们”呢？20世纪30年代的波伏瓦和萨特对彼此影响极大，我们很难判断出究竟是谁受惠于谁更多。埃莱娜的丈夫利昂内尔·鲁莱这样描述波伏瓦和萨特：“他们一直在对话，他们分享一切，他们相互映衬，没有人能把他们拆分开来看待。”[72]

在那段时间，波伏瓦和萨特也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多年以后，波伏瓦回看当年的自己和萨特，给出了“精神上骄傲自大，政治上盲目无知”这样的评价。[73]当时的他们通过奥德里和其他人，开始接触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波伏瓦和萨特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没有归属感，因此并不觉得这是他们的斗争。[74]他们的斗争是哲学层面的，波伏瓦和萨特探索着如何理解人类理性的自我和生理性的自我，他们想要理解自由。萨特觉得，人的肉身、食欲和习惯都有碍于自由。1929年时，波伏瓦仍然包容着萨特这种无视情绪和激情的态度。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波伏瓦开始提出异议。那时候的萨特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只是由肌肉组成的，跟情绪毫无关系。萨特认为，向眼泪低头或者晕船，都是软弱的象征。而波伏瓦相信眼睛和胃都有自己运行的规律，特定的生理现象跟软弱无关。[75]

波伏瓦和萨特大量地阅读，进行研究和写作。1932年年底，萨特、波伏瓦和雷蒙·阿隆一起在蒙帕纳斯大街上的煤气灯餐厅（Bec de Gaz）吃晚饭。当时阿隆刚从德国回来，他在柏林的法国学院（French Institute）进修了一年，学习埃德蒙·胡塞尔的哲学思想，以及他那著名的现象学方法论。当时，法国人对现象学还闻所未闻。波伏瓦在《盛年》里回忆这一段，说阿隆当时指着自己的鸡尾酒杯，对萨特说我们可以就此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萨特听到这些的时候激动得脸都变白了，因为这正是他一直以来想做的：让哲学回归到日常生活，扎根到对于经验的描述里。

萨特和波伏瓦之后都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了现象学方法论，但两个人都为其赋予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在开山鼻祖胡塞尔那里，现象学是描述事情本身和现象，但是要剥离开所有日常生活和公认的正确看法所造成的干扰因素、陈规习俗，以及假设猜想。现象学认为事物的表象和真实（或者说我们认为的真实）之间是有距离的。对于萨特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新发现。但是对于波伏瓦来说，现象学的方法论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她在索邦曾师从让·巴吕齐，而让·巴吕齐已经接触过现象学，他的作品也关注过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生活体验。此外，柏格森的“具体的形而上学”也用了类似的方法。[76]我们知道，在波伏瓦遇到萨特之前，读到柏格森赞美那些作家能够撕开传统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