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内心的战争，外界的战争

这份声明，那又能有什么用呢？显然产生不了什么影响，我反而会因此丢掉工作，失去收入。在战争年代，在那样的境况下，谁会傻到去冒那样大的风险？[64]


贝当元帅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年，法国人堕落颓丧得太久了，现在需要重新恢复秩序，重拾他们早已忘却的价值观，“工作、家庭、祖国”就是当时的维希政权提出的口号。[65]波伏瓦觉得，在沦陷的巴黎，“连呼吸都意味着妥协”。[66]时间采用的是德国时间，宵禁开始之后，当波伏瓦从自家阳台向外看的时候，整个城市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光。[67]

纳塔莉仍然在巴黎，奥尔加在7月中旬回到了巴黎。波伏瓦和奥尔加见面后说了几个小时的话。这时候的奥尔加怀孕了，但孩子不是博斯特的（博斯特一直在前线）。奥尔加不想要这个孩子，她想要堕胎。在攻占时期，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诊所做堕胎手术。不过波伏瓦还是想方设法帮奥尔加找到了，但是奥尔加术后感染了，波伏瓦整整照顾了奥尔加两个礼拜。

8月，萨特被转移到了靠近特里尔的第十二战俘营。那里条件还勉强过得去，萨特一周能够写两张明信片。萨特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创作了他的首个剧本，继续写《存在与虚无》。在巴黎，波伏瓦步行去多摩咖啡馆写小说或者去国家图书馆读黑格尔和让·瓦尔的时候，总会在路上看到纳粹党的十字旗。[68]7月，波伏瓦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里找到一段文字，很受启发，觉得可以用在《女宾》里。

波伏瓦第一次接触到黑格尔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哲学课本里，波伏瓦觉得黑格尔是那种她会敬而远之的哲学家，因为他把历史当作一个系统的逻辑发展，认为思想可以解释一切事物，而个人体验没有什么价值。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都批判过黑格尔，克尔凯郭尔认为黑格尔只给了我们一座“思想的宫殿”，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只满足于“解读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家。但在“二战”期间，波伏瓦觉得阅读黑格尔成了她“能找到的最能抚慰自己的活动”。这让她回想起她准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手边有实实在在的书本，里面有关于人类历史的思想，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比任何时候都要安心。”[69]

在工作以外，波伏瓦在生活中也坚持严格的时间分配：每周有两个晚上和奥尔加度过，两个晚上和纳塔莉度过。纳塔莉十分讨厌波伏瓦如此吝啬自己的时间，说波伏瓦就像是“冰箱里的计时器”，一到时间就要工作。有时候纳塔莉会去波伏瓦住的酒店外面等她，早上等着她离开酒店，下午等着她下班回来。波伏瓦会和纳塔莉一起去剧院看戏，战时的票价很便宜。

9月，博斯特回到巴黎，开始了一份教学工作。这意味着在大部分工作日，波伏瓦都可以和博斯特一起吃午饭了。星期四，波伏瓦会和自己的父母一起吃午饭，每周六的晚上，博斯特会和波伏瓦一起度过。波伏瓦继续自己的写作，那时禁止犹太人入内以及禁止雇用犹太人的指示牌也竖了起来。博斯特想要成为记者，因此波伏瓦帮助他提高写作水平。那年冬天，波伏瓦潜心阅读克尔凯郭尔以及康德。现在博斯特回到了巴黎，波伏瓦希望萨特也能回来。

在博斯特回来之后，波伏瓦向比安卡坦白了她和博斯特的关系，同时也表示她俩应该减少见面的次数。当比安卡意识到波伏瓦之前对自己撒了谎，她觉得备受打击，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像溺水了一样难受”。2月时萨特对她态度的180度大转弯让她感觉很糟糕，但是这次波伏瓦的疏远让她绝望透顶，因为比安卡更加依恋波伏瓦。[70]当时的波伏瓦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她和萨特把比安卡伤得有多深，她写信告诉萨特自己和比安卡差不多分手了。她发现比安卡和伯纳德·朗布兰（比安卡的同班同学，也曾是萨特的学生）恋爱了，波伏瓦觉得事情会好起来的。

比安卡的父亲想把她嫁给一个美国人，这样她就能离开法国。比安卡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名字“大卫·比嫩费尔德”会给整个家庭招致危险。比安卡不想跟不认识的男人结婚，但是她的父亲十分坚持。他在蒙帕纳斯找到一个愿意假结婚的美国人，付了钱给他，比安卡也妥协了。但是在约定好婚礼的那天，美国人没有出现。后来，在1941年2月12日，尽管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结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比安卡还是和伯纳德结婚了。比安卡的父母看到她终于能有一个听起来更像是法国人的姓，感到如释重负。[71]

1940年11月，波伏瓦想到自己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萨特了，心情无比灰暗沮丧，她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72]1940年1月的时候，波伏瓦就已经没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哲学书”了。在日记里，波伏瓦写道，她认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个唯我论者：只关注自己的意识和自由，只相信从内向外的自我审视是真的，认为周围的人都只是做着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的蚂蚁——萨特在1930年写过一个名为“艾罗斯特拉特”（Erostratus）的短篇故事，故事里骄傲的主人公从七层的阳台向下看，觉得下面所有的人就像“蚂蚁”一样——波伏瓦和萨特曾经都不关心普罗大众，后来在《战时日记》里，波伏瓦说她觉得曾经的她和萨特不应该这么做。[73]

波伏瓦后来再读《女宾》时，她带着自己过去所特有的疏远看待它。这本小说直到1943年才出版，但是在1941年，波伏瓦就已经得出结论：“这本书所基于的哲学态度已经不再是我的了。”[74]波伏瓦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女性。她读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卡夫卡和雅斯贝斯，思考一些古老的问题——对于救赎的渴望。波伏瓦希望自己的下一部小说是关于个人境况的，描写作为一个个体人和社会人之间的道德挣扎。1941年中，波伏瓦开始写新的作品，也就是后来的《他人的血》。

波伏瓦的日记再次展现出和回忆录里不一样的内容。波伏瓦说，萨特的政治热情和她的思想与行动背道而驰。波伏瓦已经整整11个月没见过萨特了，1941年3月，波伏瓦收到一条留言，上面说萨特回到了巴黎。为了逃出战俘营，萨特用他那只几乎全盲的右眼作为掩护，谎称自己是平民。波伏瓦当然高兴能见到萨特，但是几天之后她就开始怀疑，这还是曾经的那个萨特吗？萨特开始大谈道德，焦躁不安，他对波伏瓦签署了非犹太人声明的举动感到很震惊。萨特说，获得自由固然很好，但是现在他们必须行动起来。萨特大谈反抗，认为应该把德国人赶出法国。但那时的波伏瓦还是认为，作为个体的他们对此是无力反抗的。

1941年7月8日，乔治去世了，他什么都没留下。乔治留给波伏瓦的遗言是：“西蒙娜，你很早就开始自己挣钱独立了，但是你妹妹花了我很多钱。”[75]波伏瓦没有因为父亲离世而落泪[76]，却为母亲重新开始生活新篇章时表现出来的勇气感到惊讶。对于母亲来说，成为寡妇反倒是一种解放。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早已厌恶了雷恩街上的那间公寓，觉得那里被乔治的暴脾气搞得乌烟瘴气。[77]1942年，弗朗索瓦丝搬到了布洛梅特街上的一个单间公寓里。弗朗索瓦丝参加考试拿到证书，在红十字会里做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弗朗索瓦丝还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听讲座、结交新朋友以及去旅行。不过弗朗索瓦丝还没有放下波伏瓦所说的“古板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