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内心的战争，外界的战争

她仍然认为自己的女儿生活在罪恶当中。[78]

乔治去世不到六个月，弗朗索瓦丝的母亲也去世了。[79]在布拉瑟尔夫人的葬礼上，弗朗索瓦丝情绪失控了。波伏瓦一整晚都陪着55岁的弗朗索瓦丝躺在床上，照顾她。在乔治去世后，弗朗索瓦丝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大女儿波伏瓦。波伏瓦当时已经在接济埃莱娜，帮她支付工作室的租金，同时也在赞助“大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因此波伏瓦不得不节约开支，勒紧裤腰带，现在他们不能再经常出去吃饭了。

萨特的反抗小组“社会主义和自由”的首次会议是在米斯特拉尔酒店波伏瓦的房间里召开的。波伏瓦和萨特都搬回了这家酒店，仍然各住一间。他们做了宣传小册子，和巴黎的其他团体见了面，潜入维希政府的交界地带，试图和其他反抗团体成员建立联系。但是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1942年5月，共产主义团体更庞大了，也更有效，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转移了阵地。不久之后，萨特的反抗小组团体宣布解散。

与此同时，萨特拒绝签署非犹太人声明和共济会会员声明。即便这样，萨特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教职。因为教育局总检察长也是反抗派的成员，他纵容了萨特的不服从。到了10月，他把萨特调到了更有声望的孔多塞学校。

波伏瓦和萨特的生活又陷入了教书和写作的重复中。冬天，被占领区非常冷，他们到圣日耳曼大街上的花神咖啡馆取暖。萨特还在继续见万达，享受她那充满占有欲的爱。“大家族”里有的成员并没有因为萨特回到巴黎而感到高兴，纳塔莉把萨特看作抢夺波伏瓦时间的另一个竞争对手。见到萨特之前，纳塔莉觉得萨特只是一个伪天才。但是在1941年，纳塔莉和萨特正式见面之后，纳塔莉勾引了萨特。就像萨特一样，纳塔莉也以调情为乐，她还对博斯特下了手。

1941年12月，纳塔莉的母亲向维希教育局提交了一份申诉。在这份申诉文件中，纳塔莉的母亲索罗金夫人指责波伏瓦使自己的女儿走向堕落，正式的指控叫作“诱骗未成年少女”。[80]当时政府规定的合法结婚或性行为年龄是13岁，而这份报告被提交时纳塔莉已经20岁了。索罗金夫人写了一封长长的报告，详细记述着德·波伏瓦女士勾引了她的女儿，还介绍她认识了两个男人，而这两个男人诱奸了她的女儿。索罗金夫人尤其指出，德·波伏瓦女士的生活方式不符常规，她单身未婚，住酒店，去咖啡店写稿，还明目张胆地做让-保罗·萨特的情妇。德·波伏瓦女士还在课堂上教授道德沦丧的同性恋作家普鲁斯特和纪德的作品。简而言之，任何一个爱国者都应该明白，法国不需要这样的女性做中学老师。在贝当元帅的统治下，当时的法国正试图通过弘扬家庭价值观来找回失去的尊严。像德·波伏瓦女士这样的女性不应该去影响年轻人的未来。

教育部倾向于认同这些指控，于是开始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调查。

关于这件事情，波伏瓦告诉她的传记作家贝尔的版本是，索罗金夫人3月来找过她，请她帮忙干涉纳塔莉的生活。当时纳塔莉在和一个叫作布拉的年轻男子交往，他是个一穷二白的犹太人，索罗金夫人不同意他俩交往。波伏瓦告诉索罗金夫人说她会转告纳塔莉她们见过面了，但是波伏瓦觉得自己并不像索罗金夫人期望的那么有影响力。波伏瓦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没想到后来索罗金夫人向教育部提交了申诉。

1941年至1942年，哲学家让·瓦尔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免去了在索邦的教职。1942年，他被软禁在德朗西。同年6月，被占领的地区越发限制犹太人的自由，立法要求所有犹太人佩戴大卫之星（犹太人标记，两个正三角形叠成的六角星）。犹太人的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他们不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也不能在银行开户，任何不经允许进入自由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但是那年夏天，波伏瓦和萨特就与博斯特一起偷偷进入过自由区，到比利牛斯山脉地区骑自行车。

针对波伏瓦放荡行为的指责从来没有得到证实。由于纳塔莉否认自己和波伏瓦发生过性关系，而且两位男士也否认和纳塔莉发生过关系，所以教育部没有证据去证实这些指控。但是波伏瓦的生活方式以及把普鲁斯特和纪德放进课程资料的安排都得到了证实。1940年7月17日，贝当政府制定了一项法律，用来排除掉那些不能为“民族振兴”做贡献的政府职员。1943年6月17日，教育部引用这项法律，吊销了波伏瓦的教师资格证。[81]波伏瓦被免职在当时就像是反抗派的一枚荣誉勋章。1945年，波伏瓦的教师资格证被恢复。那个时期的学生都记得波伏瓦是一个启发人心的哲学家，在法国大学里流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前，波伏瓦就已经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了自己的学生。[82]但是波伏瓦并没有回去继续教书，自那以后，波伏瓦开始专职写作。

在回忆录里，波伏瓦跳过了放荡指责这件事，她把这件事当作索罗金夫人因为她没能让纳塔莉离开布拉而做出的恶意报复。不过，在波伏瓦的教师资格证被吊销时，未来看起来的确是不确定的。波伏瓦虽然知道自己想要写作，但是她也需要金钱来过日子。弗朗索瓦丝把女儿每个月给她的大部分生活费都攒了起来，她主动提出来要还给波伏瓦。但是波伏瓦让她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之后的那个夏天，波伏瓦找到了第一份全职写作的工作——在维希电台当专栏制作人。[83]当时有两个国家电台，一个是维希电台，另一个是受纳粹意识形态控制的巴黎电台。根据工作来判断，为维希电台工作不会被看成是通敌。波伏瓦当时在做一个关于中世纪音乐的节目，表面上看起来是中立的。但由于共犯和通敌之间难以区分，波伏瓦也因为参与这个节目引来了一些争议。

英格丽德·加尔斯特的研究表明，波伏瓦的广播内容没有通敌。但是即便如此，波伏瓦的批判者还是指控她不关心政治，甚至说她通过主动参与制作广播节目，来鼓励听众逃避自己抵制纳粹的道德责任。而波伏瓦的捍卫者认为，波伏瓦参与制作的节目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因为波伏瓦故意选择了那些反抗自己同时代统治者的价值观的人和文本。在被攻占的巴黎，想要划清通敌和共犯之间的界限是很难的。[84]

存在主义有句名言：“人就是其行为的总和。”尽管波伏瓦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启发无数人的女性，但是她当时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无论作为老师还是女性，波伏瓦都明确地拒绝贝当政府的价值观。然而，波伏瓦并没有实践后来她所宣扬的互相回馈的道德观，尤其是在对待其他女性的时候。在1933年到1942年的这段“灰暗”时期，波伏瓦几次跌入人生低谷，后来她决定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女性。在这段时期，波伏瓦也完成了两部小说——《女宾》和《他人的血》，但直到战争结束、出版审查解除后，《他人的血》才得以出版。这两部小说将使波伏瓦名声大噪，也将塑造她的公众形象。[85]


[1] WD 40, 2 September 1939.

[2] Bair, p.201.

[3] WD 51, 5 September 1939.

[4] WD 85, 3 October 1939.

[5] André Gide, The Journals of André Gide, 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