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美国困境

乏胆量，也害怕承担胆量所带来的后果。波伏瓦写道，女性在孩童时代还有一些自主权，但是长大后就被鼓励为了幸福和爱情放弃这种自主权。[12]

波伏瓦有一场演讲在芝加哥，她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半。波伏瓦到达芝加哥时，街道上大雪纷飞，风城的绰号名副其实。寒冷的天气让波伏瓦不想一个人探索这个城市，她在纽约的朋友让她去找一个人：纳尔逊·阿尔格伦。阿尔格伦是个表面上十分硬汉的小说家，他描写美国底层人的生活，尤其是瘾君子和妓女。

波伏瓦试着给阿尔格伦打了三次电话，但是因为波伏瓦发不准他名字的音节，老是被他挂电话。第三次之后，波伏瓦找了一个美国人帮忙，那天晚上他们在酒店的酒吧见面了。[13]当时阿尔格伦38岁，比波伏瓦小一岁，人高马大，收拾得很精神。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自己已经看厌了美国的光鲜亮丽的外表。到目前为止，因为巡回演讲的缘故，波伏瓦总是辗转于一家又一家的高档酒店。做了这么多次演讲，波伏瓦见惯了各种午餐会和龙虾大餐，她问阿尔格伦能不能带她见识一下真正的芝加哥。

阿尔格伦当然能，他也的确这么做了。阿尔格伦带波伏瓦去了以“红灯区、廉价劣质酒、下流舞蹈”而闻名的波威里街。[14]波伏瓦和阿尔格伦一起去了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之后在一个黑人俱乐部听爵士乐。当时，阿尔格伦几乎不会说法语，而波伏瓦的英语也是马马虎虎凑合用。但是那天晚上，阿尔格伦向波伏瓦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出生在底特律，在芝加哥南部的贫困地区长大。他父亲是瑞典人，母亲是犹太人。但是阿尔格伦对这两种身份都没有什么认同感。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新闻，然后乘火车环游了美国南部。有一次，阿尔格伦在得克萨斯州偷了一台打字机，结果坐了4个月牢。阿尔格伦本来要去在法国的军队服兵役，但是在途经纽约时他改变了主意，又原路返回。除此之外，阿尔格伦几乎没有离开过芝加哥。阿尔格伦很喜欢写作，他觉得波伏瓦应该好好看看美国。

那天晚上分开时，他们约定第二天再见。第二天，波伏瓦在法兰西联盟酒店吃了午饭，吃完午饭后，她要求主办方的接待者把她送到阿尔格伦的住处。显然，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很惊讶波伏瓦想要去拜访那一带街区。他们开着车，经过一片片空地和废弃的仓库，最后来到了西瓦班西亚大道1523号。阿尔格伦的房子破破烂烂的，到处都是报纸和杂物，厨房里生着火，床上放着一条颜色鲜艳的墨西哥毯子。波伏瓦没有在阿尔格伦的家里逗留，他想带她去周围走走看看。波伏瓦和阿尔格伦在严寒中漫步，然后去喝了点酒暖暖身子，不一会儿波伏瓦就离开了，她得去和法国领事馆那些衣着光鲜的绅士共进晚餐了。

第二天早上，波伏瓦坐上了去往洛杉矶的火车。两天之后，波伏瓦抵达了洛杉矶，来车站接她的是她之前的学生兼情人纳塔莉·索罗金。纳塔莉和她的丈夫伊万·莫法特带着他们的小女儿住在韦斯特伍德。纳塔莉开车载着波伏瓦来到她家的公寓，莫法特已经准备好了早餐。莫法特是个小有成就的编剧，后来还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他很喜欢波伏瓦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甚至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制片人朋友乔治·史蒂文斯。他们讨论着若是请葛丽泰·嘉宝和克洛德·瑞恩斯来做主演，应该可以票房大卖。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写道：“如果拍电影，能赚3万美金，这难道不让人头晕目眩吗？”[15]（波伏瓦希望明年自己会因为这件事再来美国，但是很不幸这个电影的计划最终没有成形。[16]）几天后，纳塔莉和波伏瓦开始了一场美国公路旅行，纳塔莉开着她丈夫的红色帕卡德车一路驶向旧金山，到达了能够看到内华达山脉天际线的孤松镇，在那里和莫法特以及乔治·史蒂文斯会合。

回到洛杉矶后，波伏瓦和纳塔莉搭乘灰狗巴士前往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波伏瓦和纳塔莉一起旅行了三个星期：从圣达菲、休斯敦、新奥尔良、佛罗里达，最后到纽约，一路上波伏瓦同时进行着自己的巡回演讲。虽然行程劳累，但是波伏瓦很享受在旅行中观察和学习。波伏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她在酒会和晚宴上与听众、大学教师、学生们聊天。波伏瓦阅读美国书籍，记录自己看到的美国人的生活。在这次巡回演讲访问之后，她出版了一本游记《波伏瓦美国纪行》（America Day by Day）。书里有不少热情洋溢的文字，波伏瓦说，在去纽约之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会像爱巴黎那样爱另一个城市”。[17]

3月12日，波伏瓦回到纽约，给阿尔格伦寄了一封信——阿尔格伦也给她在芝加哥的旅馆寄了一些书，但那时候波伏瓦已经退房了所以没有收到。阿尔格伦还寄信问波伏瓦能否再来芝加哥。波伏瓦说她不确定，因为她在纽约还有很多讲座要做，4月的时候也许可以再去芝加哥。

波伏瓦的美国巡回演讲被各种时尚杂志和大学报纸报道。3月中旬，《时尚》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女性气质：陷阱”（Femininity：The Trap），称波伏瓦为“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最重要的信徒”。这种讽刺的描述还是一直伴随着波伏瓦，也有杂志称她为“像男人一样思考的女人”“一个苗条帅气的38岁法国女人”，不知道当时的波伏瓦有没有厌烦这样的描述。这本杂志同期还刊登了一篇关于安德烈·马尔罗的文章，将他描述为“文学上的强者”“忠实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的敌人”。（读者不禁会疑惑安德烈哪里苗条、帅气了。）

波伏瓦在《时尚》杂志上的文章被宣传为一篇关于“法国女性的新角色”的文章，这篇杂志文章有些段落后来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第二性》中。不过我们不清楚当时波伏瓦是把书中的内容提前发在了杂志上，还是后来把她在《时尚》杂志上的文章用到了书中。[18]从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我们得知，《时尚》的编辑琼·康迪特在波伏瓦到达纽约后不久就为她举办了一场聚会，2月6日，她同意为他们撰稿，并在2月12日向打字员口授了自己的文章。[19]

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清楚地陈述了她成熟的女性主义观的核心主张之一：“最让人恼火和虚假的谬论就是在女性的帮助下被男性创造出来的‘永恒的女性气质’，他们认为女性是凭直觉行事的、迷人的、敏感的。”[20]波伏瓦指出，这种女性气质的“陷阱”在于，它常常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因而让女性感到分裂。波伏瓦认为，女性气质赋予了女人在男性眼中的价值，但是女人也因此害怕一旦女性气质缺失，自己就失去了价值。尽管女人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和事业成就实现自己眼里的价值，然而职业女性往往会感到不如其他女性，因为觉得自己缺少魅力，不够敏感，也就是说，缺乏女性气质。相比之下，男人从来无须为了男性气质而牺牲自己的成功，也不必为了感到自在而放弃个人成就：男性的职业成功从来不会造成个人的损失。只有女性受到这种矛盾的折磨：“她们要么得放弃部分个性，要么得放弃吸引男性的魅力。”[21]但为什么获得成功（或者魅力）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

在美国期间，波伏瓦注意到一些事情，想要写进她关于女性的那本书里。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外国人身份，波伏瓦得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她在《波伏瓦美国纪行》中写道，她惊讶地发现美国女性并没有法国女性那么自由。在访问美国之前，波伏瓦把“美国女性”当作“自由女性”的代名词；但是来到美国之后，她发现美国的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