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美国困境

1947年1月25日，波伏瓦搭上去纽约的飞机，在美国度过了四个月重要的时光。波伏瓦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英美小说，儿时读过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和乔治·爱略特，后来也很欣赏海明威、伍尔夫以及很多其他英美作家。在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教书的法国记者、超现实主义诗人菲利普·苏波帮波伏瓦安排了美国巡回讲座，对此，波伏瓦高兴极了。当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国驻美领事馆的文化部工作，他负责安排承担了波伏瓦美国之行的费用。而在波伏瓦离开法国时，多洛雷丝·瓦内蒂则即将去巴黎，跟萨特待上一段时间。

波伏瓦下了飞机过安检，移民局官员问她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波伏瓦的签证上写着：讲座。官员问：“关于什么的讲座？”波伏瓦说：“哲学。”来机场接波伏瓦的是法国文化服务中心的一名女士，她带波伏瓦吃了一顿龙虾晚餐，然后前往她在市中心的酒店。正式的接风洗尘结束后，波伏瓦立刻动身去曼哈顿，她一边大步地走在街道上，一边欣赏着周围的景色。虽然此前波伏瓦已经在脑海中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真的看到这一切时，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百老汇、时代广场、华尔街、自由女神像。波伏瓦在这里感觉自由极了，没有人会盯着她看。[1]

波伏瓦对纽约充满了惊奇：人们把信件扔进邮筒里，从机器里面买东西，他们讲起话来就好像她和萨特都喜欢的电影里的人物一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波伏瓦和萨特就同时对美国和苏联产生了一种喜爱：他们喜欢爵士乐、非裔美国人圣歌、蓝调、美国电影和美国小说。不过波伏瓦和萨特也都认同，美国庇护了那些最可恨的资本主义压迫，他们也憎恨美国对穷人的剥削，尤其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虽然苏联的艺术魅力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在20世纪30年代，波伏瓦和萨特很钦佩苏联的社会实验。[2]

波伏瓦对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既好奇又警惕。虽然当地的白人都建议波伏瓦不要独自一人去哈林区，但她还是一个人去哈林区散步，就像她当年无视朋友们不要在马赛搭便车的警告一样。波伏瓦还尝试了苏格兰威士忌，在她看来这是打开美国大门的其中一把钥匙；虽然起初她不喜欢，但很快就适应了苏格兰威士忌的味道。[3]起初，波伏瓦用英语给酒店前台打电话或者预约时，多少会有点不自在，不过她渐渐克服了这些，变得自如起来。

当时多洛雷丝·瓦内蒂还没有离开纽约，波伏瓦想要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瓦内蒂也答应要介绍几个编辑给波伏瓦认识，所以波伏瓦主动约多洛雷丝在第五大道的雪梨荷兰酒店喝一杯。她们一起喝威士忌，尽管一开始双方都有点紧张，不过那天她们一直聊到夜里三点钟。

在头脑里勾画了这个女人几个月之后，波伏瓦现在终于见到了真人，感到很高兴。[4]波伏瓦现在明白了萨特的感受，她在给萨特的信里写道：“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也尊重你的选择。”不久之后，瓦内蒂邀请波伏瓦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帮她和几家美国报纸和杂志牵头联系。当时波伏瓦会写一些关于女性作家和女性气质的文章，赚一些零花钱。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第二性》出版前的两年，波伏瓦就已经开始分析“一战”是如何改变了女性的境况，虽然还没有完全获得独立，但是女性已经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偿工作。[5]

在纽约期间，波伏瓦和一对异种族结合的夫妻埃伦·赖特和理查德·赖特成了好朋友，之后几十年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理查德是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和《黑孩子》（Black Boy）的作者；埃伦后来创立了一家文学经纪公司，波伏瓦成了她的终身客户。[6]1940年，波伏瓦第一次读到赖特的作品，当时《摩登时代》的创刊号杂志发表了赖特的一个故事：《火与云》（Fire and Cloud）。赖特认为波伏瓦和萨特能敏锐地感受到人类的困境，没有什么能与他们的作品相比。不久，波伏瓦就把赖特夫妇在查尔斯街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5岁的女儿喜欢她，这让波伏瓦有点吃惊。他们的朋友也很喜欢波伏瓦，赖特夫妇把她介绍给了知识分子伯纳德·沃尔夫，沃尔夫曾是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时的秘书，写过关于蓝调音乐的书。知道波伏瓦想听真正的爵士乐之后，沃尔夫给她安排了门票，去卡耐基音乐厅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奏会。[7]

理查德·赖特还向波伏瓦介绍了一本书，这本书改变了她的想法：《美国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这本书的作者是瑞典社会学家贡纳尔·默达尔，出版于1944年，是当时研究美国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最著名论著。[1954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废除种族隔离审判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也引用了这部作品，到1965年，该书售出10万册。]默达尔认为，美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陷入恶性循环，而是由他所谓的“累积原则”导致的。他认为白人一直在压迫有色人种，还指责他们糟糕的表现。除非白人能够消除偏见，或者美国黑人的境况得到改善，否则这种恶性循环将继续危害整个社会。美国的政治理想——如平等、精英统治和机会——都没有考虑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黑人都受制于压迫、偏见和排斥。这部作品写于民权运动之前，默达尔提出，很多美国白人并不了解黑人同胞所面临的情况。因此，默达尔认为增强意识是改善种族歧视状况的关键，因为与“恶性循环”不同，累积原则可以是双向的：既可以往“向上的”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往“向下的”人们不希望的方向发展[8]。

美国向来标榜自己是一个乐于接受新思想的国家，波伏瓦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纽约客》采访了波伏瓦，报道了她访问美国的行程，称波伏瓦为“萨特的精神伴侣”以及“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9]

2月中旬，波伏瓦离开纽约，开始了一场为期24天的全美巡回演讲，主题是“战后作家的道德问题”。波伏瓦同时发表了两篇关于法国女性作家的文章：《女性文学的问题》（Problems for Women’s Literature）和《文学女性》（Women of Letters）。《法国美国》杂志（France-Amérique）介绍波伏瓦时，说她是“哲学家、记者、小说家”。女性文学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女性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波伏瓦认为，女性的局限在于她们所处的环境，而不是天生能力的不足：


几个世纪以来，男人，且仅仅是男人，创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属于他们。女人虽然立足其中，却从来都是束手束脚的；男人探索自己主宰的领域则是理所当然的：他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了解它，努力用自己的思想去统治它，甚至通过艺术的方法去重新创造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没有什么能限制他。不过最近几年，女性的境况完全不一样了。[10]


近年来，女性的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赢得了选举权（比如在法国），还可以接受教育，拥有了更多机会。因此，女性越来越多地追求“加深对自我内在的认知”，从而“上升到哲学层面”。[11]但是波伏瓦认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女性气质常常被认为是谦逊的象征，女性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