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美国困境

回来，她的朋友们都注意到了她手指上的戒指：“巴黎的每个人都大吃一惊。”[34]

5月底，在圣兰伯特，波伏瓦重读了自己在1946年底写的关于女性的文字，也就是《第二性》的早期素材。有一段时间，波伏瓦实在提不起兴致来写作。[35]6月6日，波伏瓦决定在写完她的旅行游记之前不再动笔写“关于女人的书”，她开始全神贯注地写《波伏瓦美国纪行》，慢慢地找回了自己的节奏。

我们从波伏瓦写给阿尔格伦的信里能看到很多她日常生活的细节：她写了什么，她在出版商的鸡尾酒会上见了谁，等等。波伏瓦想让阿尔格伦学习法语，于是在信里附上一些法语散文段落让阿尔格伦翻译。她告诉阿尔格伦这些是绝佳的法文，应该会让他有学习的动力。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默达尔的《美国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以及和理查德·赖特的对话都对她那本女性之书深有启发[36]，让她重新开始思考书写女性境况。“我想写一本重要性可以媲美这本黑人著作的书。”[37]默达尔为非裔美国人所做的事情，波伏瓦也想要为女性做，她想要展示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以及在面对女性议题时，人们是如何寻找托词的。

1948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和纳尔逊·阿尔格伦在芝加哥。

波伏瓦在信里鲜少谈到萨特，就更别提瓦内蒂了。到了7月，瓦内蒂乘船从勒哈弗尔离开法国，并再次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波伏瓦再出现在她和萨特之间，她就要分手。萨特感到十分痛苦，波伏瓦也同样痛苦。波伏瓦回到法国已经两个月了，从那时起她就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7月，阿尔格伦写信给波伏瓦说希望她下一次来芝加哥就不要再离开了。7月23日，波伏瓦回信说她做不到。她爱着阿尔格伦，但是她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给他。波伏瓦不想对阿尔格伦撒谎，她一直在痛苦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在没有准备好付出一切的情况下，自己只付出一部分是对的吗？”[38]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她很清楚，不管发生什么，她都不能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尽管这让波伏瓦感到痛苦和焦虑，她还是希望向阿尔格伦坦白她的真实想法。

阿尔格伦在回信中向波伏瓦求婚了。他本来打算当面向波伏瓦求婚的，但是波伏瓦的信使得他不得不在信里就提出来。

波伏瓦和阿尔格伦想要在一起，但是两个人都知道有一个问题横亘在他们之间：他不想离开芝加哥，而她也不想离开巴黎。阿尔格伦以前结过婚，和波伏瓦刚见面不久，他就觉得比起跟他有过七年婚姻的前妻，波伏瓦更像自己的妻子。因此，他们决定采取一种不那么传统的方法来处理未来的关系：她将会来芝加哥和他在一起一段时间，然后返回巴黎；之后他会去法国看她。

8月，波伏瓦和萨特一起去了哥本哈根和瑞典。9月6日，她登上飞往芝加哥的飞机。萨特鼓励她去，甚至提出要出钱让她去。到芝加哥以后，阿尔格伦带波伏瓦游览了这座城市：


我想让她知道，美国不完全是由富裕的资产阶级组成的国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朝着拥有郊区住宅和乡村俱乐部会员的目标前进。我想让她看看那些头也不回地走向监狱的人。我带她认识了一些抢劫犯、皮条客、偷行李的贼、妓女和瘾君子。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堕落，一直都是如此。那时候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带她参观了县监狱，给她看了电椅。[39]


波伏瓦为自己的书做了笔记，他们坐在芝加哥的比萨店里，喝着基安蒂酒。这次相聚接近尾声时，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约定在1948年春天再次见面，一起旅行四个月。但即便如此，在离开阿尔格伦之后，波伏瓦还是用蹩脚的英语写信给他，告诉他在他们分别时，她的心都碎了。阿尔格伦仍然想娶波伏瓦，但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尽管为了和他在一起她愿意放弃很多，但她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我不能只为幸福和爱而活，我不能放弃在巴黎写作和工作，因为只有在这里，我的写作和工作才有意义。”[40]波伏瓦的哲学思考将境况概念置于首要地位：她认为个人生活和个人作品的文化背景很重要，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波伏瓦才看不到她的洞见有足够的力量去启发法国以外的地方。

1947年9月底，波伏瓦回到巴黎，萨特又有了新的恋情，瓦内蒂对其掌控已经渐渐松懈。萨特的新宠儿是23岁的美国记者萨莉·斯温·谢利，她是来巴黎报道伊丽莎白公主来访的。当这段恋情结束时，斯温会明白萨特对待女人就像对待梳妆台的抽屉一样，想打开哪一个就打开哪一个，但在那时候，萨莉·斯温疯狂地迷恋着萨特。[41]

1947年11月，波伏瓦发表了她的第二篇哲学论文《模糊性的道德》，进一步阐发了她的自由哲学观点。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提出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在《模糊性的道德》中，波伏瓦重新回到萨特坚不可摧的、自主的自由概念，以及她的《以眼还眼》的主题上。战争让波伏瓦了解了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的暴行，和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她也没法理解人类为什么能够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波伏瓦认为，纳粹是有计划地贬损那些他们想要消灭的人，这样他们的同胞就不会再把他们看作人类以及有自主意识的主体。[42]

在《皮洛士与息涅阿斯》中，波伏瓦写道，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需要他人的自由，因为只有他人的自由才能阻止我们一步步陷入把自己看作物体或者客体的状态。[43]波伏瓦认为，否定自由是邪恶的，无论否定的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因此，为了与邪恶做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肯定个人自由，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去影响当下和未来，以便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自由。

然而，这并非易事。以孩子般的依赖状态存在，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是提前命定的，这种方式要舒服得多。作为孩子，我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一段时间内，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孩子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有规律的、令人安心的特征，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些特征，更不用说去质疑了：女孩要穿裙子，8点钟就得上床睡觉。但有些成年人对世界仍然有着相同的被动接受态度：犹太人佩戴大卫之星，晚上9点就要实行宵禁。

波伏瓦认为，被动地保持孩子般的天真是一种自欺行为。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必须做出她所说的（和萨特一样的）“原创的选择”。我们必须去选择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而再，再而三，“每时每刻”都做出这种选择。[44]波伏瓦再次批评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自由概念（到此时，在她的影响下，萨特已经开始改变自己曾经的想法了）。在波伏瓦看来，没有人能独自获得自由：“一个试图远离他人的人，同时也在对抗他人，最终会失去自我。”[45]对于萨特提出的“人是由自己造就的”，波伏瓦回应说，我们不是独自一人，也不是从零开始。“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的自己，是因为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其他人。”[46]

1948年，英文版《模糊性的道德》出版，当时还没有英文版的《皮洛士与息涅阿斯》，而《第二性》也只是被选择性地翻译成了英文。因此，我们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这部作品如何推动了波伏瓦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并为她之后要做的事情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波伏瓦仍然在思考“境况”的概念，以及他人是如何影响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