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在《模糊性的道德》一书中，波伏瓦指出，为了在道德上获得自由，你必须用你的自由去拥抱将你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波伏瓦称这是对他人自由的“呼吁”或者“召唤”。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生命被真正地看到，不仅因为这是一个生命，而且因为这是她自己的生命。我们都想要成为“合理化”的存在，想要感受到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只顾及自己，而不去理会他人对于自由的呼唤，这就是唯我论，是一种精神上的死亡，一种阻碍自身成长的拒绝行为。只有与他人一起，我们才能实现某项事业、某个价值观，甚至改变世界。
在《存在与虚无》一书的脚注中，萨特写道，他将写一部关于“解脱与救赎”的伦理学著作，以此作为《存在与虚无》中黯淡无望、遍布冲突的人类世界的解药。尽管萨特为一本关于道德的书写过笔记，但他在世时并未将其出版，而萨特绝不是一个不乐于出版作品的人（《经济学人》杂志统计过萨特的出版量，在他创作期间，相当于平均每天出版20页）。如今，有人认为波伏瓦的伦理学著作是在完成“萨特未兑现的诺言”。[47]但是在1947年，弗朗西斯·让松的《萨特和道德问题》（Sartre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ity）问世了。一位评论家写道，这是读者“第一次”能够在书中一窥自由伦理——“如果忽略波伏瓦那有趣的《模糊性的道德》的话”。[48]但是他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忽略波伏瓦的作品，我们不得不怀疑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不管怎样，很明确的是，直到1948年，波伏瓦仍然不被哲学评论家们重视，同时她也厌烦了大众对于她没能把哲学大众化而做出的“无能”“不专业”的指责——他们怎么能指望波伏瓦用一句话就解释清楚存在主义呢？所以现在的波伏瓦，一边被哲学精英圈子排斥，一边被大众指责有哲学精英的做派。波伏瓦想成为一名联结社会和大众的作家，这就是她除了写哲学还写小说和杂志文章的原因。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读区区一句口号就理解康德或者黑格尔，但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存在主义可以做到这一点？[49]在波伏瓦看来，理解存在主义需要理解它所依据的悠久的哲学传统。在这个阶段，波伏瓦认为，存在主义哲学并不适合每个人；相比之下，存在主义文学可以向读者展示存在主义的世界观，并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吸引读者。
1948年1月，波伏瓦将《波伏瓦美国纪行》提交给了出版社，同时她给这本书题词献给埃伦和理查德·赖特。之后波伏瓦开始专注于她那部女性作品了。波伏瓦和阿尔格伦计划从5月到9月一起旅行，所以她想在旅行开始之前尽可能多地写作。当波伏瓦离开去找阿尔格伦的时候，萨特计划让瓦内蒂来巴黎住一段时间（不过萨特得暂时不去见萨莉了，因为瓦内蒂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波伏瓦也渐渐开始犹豫自己是否应该离开巴黎这么久——一方面是因为萨特，另一方面是因为波伏瓦计划在5月至7月出版一部分《第二性》。她和萨特谈了谈，决定把旅行时间缩短到两个月，但她不忍心写信告诉阿尔格伦，觉得还是当面说出来比较好。
波伏瓦和阿尔格伦沿着密西西比河来到新奥尔良，再向南到达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维拉克鲁斯和墨西哥城。她和阿尔格伦乘着一艘河船顺流而下，在甲板上喝着威士忌。波伏瓦喜欢危地马拉布料的颜色和质地，买了毯子、窗帘和布料准备带回到巴黎的裁缝那里。[50]波伏瓦一直找理由不告诉阿尔格伦她要提前离开，直到有一天，在从墨西哥城到莫雷利亚的旅途中，波伏瓦磕磕绊绊地告诉阿尔格伦自己必须在7月14日回巴黎。“哦，好吧。”他说。但是第二天阿尔格伦就不想和波伏瓦一起去探索莫雷利亚了。切卢拉、普埃布拉和塔斯科，阿尔格伦也没有去。波伏瓦问阿尔格伦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墨西哥让他如此心烦意乱。
最终阿尔格伦告诉波伏瓦，他感觉他们之间和以前不一样了。回到纽约之后，一天晚上，波伏瓦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明天就可以离开。”但阿尔格伦不想让波伏瓦离开，他说：“我现在就准备好了和你结婚。”[51]当时的情况着实让人痛苦：波伏瓦和阿尔格伦都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为了爱而跨越大西洋的准备，但同时也都为对方不情愿迈出这一步而感到遗憾。1948年7月14日，波伏瓦动身返回巴黎，那时，她觉得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阿尔格伦了。
回到巴黎后，波伏瓦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波伏瓦还没有宽裕到能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所以她经常在萨特家或者双偶咖啡店写作。波伏瓦《第二性》的节选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第一部分是“女人与神话”，波伏瓦在书中讨论了一些受人尊敬的小说家——如亨利·德·蒙特朗、保罗·克洛代尓和安德烈·布雷顿——在作品中表现女人的方式。波伏瓦写信给阿尔格伦，说这本书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写得“很好”。但与此同时，“令她高兴的是”，她“听说在《摩登时代》上发表的那部分内容激怒了一些男人”。书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了男人所珍视的那些关于女人的愚蠢谬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荒谬而庸俗的诗歌。“（这些人）显然被戳中了痛处。”[52]
波伏瓦和阿尔格伦都有各自的心事要解决：阿尔格伦仍然想要更多地和波伏瓦在一起。1948年8月，波伏瓦写信和阿尔格伦解释说自己不可能一直只属于他。波伏瓦知道萨特在她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让阿尔格伦很烦恼。“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有多么在乎他。”她写道：
萨特与我之间的感情是深厚的友谊，而不是爱情。我们之间的爱情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萨特不太在乎性生活。他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热情、活泼的人，但在床上他不是。虽然当年的我没有经验，但我很快就感觉到了这一点。渐渐地，继续做情人似乎是无用的，甚至是不体面的。在坚持了八年、十年之后，我和萨特就彻底放弃了。[53]
最终，阿尔格伦的信又变暖了，他把装着书和威士忌的包裹（威士忌藏在面粉里）寄给波伏瓦。5月，阿尔格伦将会来巴黎看波伏瓦。
阿尔格伦读了《他人的血》，寄了一封长信，附了一封来自美国出版商的便条：这本小说里没有希望，里面写满了“无可救药”的人物。波伏瓦回复说，法国出版社也希望存在主义小说是“英雄主义式的和充满微笑的”。但对于波伏瓦来说，她喜欢书中的阴影，因为生活中总是存在着灰暗面，但也许在作品中她投下了太多的阴影。阿尔格伦对此不予置评，但他确实说这部小说富有哲思。波伏瓦想，也许他是对的，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回复阿尔格伦说：“这是我真实的感受；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我总是在心里推理……情感、事件和哲学，如果我把这些都撇在一边，那对我来说是相当不自然的。”[54]波伏瓦这段时间正埋首于那本女性之书，没有精力考虑写另一本小说，但她知道她想试一试。
波伏瓦勤奋地工作，白天连续阅读和写作八个小时，晚上吃得少，喝得多。波伏瓦写信告诉阿尔格伦，也许她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太疯狂了”，无论是工作、旅行还是爱情，“但那是我的方式。我宁愿什么事都不做，也不愿意温和地做事”。[55]波伏瓦有种特别的方式，能够把自己的记忆编织进信件里，将过去的时刻延续到当下。波伏瓦写信告诉阿尔格伦，她在兴奋而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新衣服到来，这些衣服是用他们在危地马拉买的布料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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