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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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知道她老了，而且她很诚实地承认她不喜欢变老。而且波伏瓦觉得没有理由躲起来，相反，她直面这个缺乏哲学分析、需要政治行动的主题。波伏瓦已经想了好几年准备写老年的书了；后来，她称其为《第二性》的姊妹篇。但当波伏瓦开始认真地研究并开始寻找关于老年的书籍时，她惊讶地发现她能找到的资料实在是少之又少。在国家图书馆的目录室里，波伏瓦发现了爱默生和法盖的文章，然后慢慢地编了一个参考书目列表。波伏瓦阅读法国的老年学期刊，从芝加哥订了很多英语期刊和书籍。[115]波伏瓦以前的同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帮助波伏瓦查阅法国学院的比较人类学资料，这样她就可以研究探讨几个社会中老年人地位的专题论文。

波伏瓦日复一日地做她的研究。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展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和大罢工使得法国经济陷入停顿——萨特和波伏瓦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则简短声明，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今年的政治动荡促使萨特重新考虑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兴趣越发浓厚了。

《摩登时代》杂志的编辑们每两周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开例会。每周三上午10点半，他们到了之后就开始工作。西尔维·勒·邦是编辑部的新成员，博斯特和朗兹曼也参与了进来（当时朗兹曼还没有开始拍摄他的史诗纪录片《浩劫》。但是萨特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20世纪40年代，《摩登时代》杂志具有开创性，但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个落满灰尘的老旧读物。

萨特想成为革命的一部分，他和一些毛派分子变得很友好，其中包括一个名叫皮埃尔·维克托的年轻人。维克托问萨特是否愿意担任法国毛派报纸《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的编辑，因为如果萨特是编辑，这份报纸就不会遭到那么多的政府指责。1970年4月，萨特被任命为总编辑。那年6月，他和波伏瓦在蒙帕纳斯大街上散发传单，并因此被捕。他们很快就被释放了，但这次逮捕给了萨特一个平台，让他可以大声疾呼批判政府的双重标准，要求真正的新闻自由。

波伏瓦没有萨特那么高涨的政治热情。事实上，近年来，他们的政治斗争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分歧。萨特的毛主义使他从知识分子的主流中被边缘化，而波伏瓦的女性主义使她在国际女性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仅在1969年，平装版的《第二性》就卖出了75万册。[116]到1970年，它在北美获得了“经典”的地位；加拿大活动家舒拉密斯·费尔斯通用她1970年出版的《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向波伏瓦致敬，并与1949年《第二性》在法国出版后的“丑闻”发生了有趣的逆转——费尔斯通和许多其他女权主义者对波伏瓦的一生以及她的作品表示赞赏，《性的辩证法》的扉页写着“献给西蒙娜·德·波伏瓦，她保持了自己的品格”。在1971年伊丽莎白·詹韦出版的《男人的世界，女性的地方》（Man’s World， Woman’s Place）中，她将波伏瓦的女性“他者”理论与从属群体的行为联系起来。在法国，1971年一家著名的文化杂志把波伏瓦的《第二性》与卡夫卡的《审判》和第一本（男性）金赛报告列为当时最重要的书。[117]

在过去一年里，法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政治势头不断增强。1970年春，在文森斯大学发生了女性示威活动。而在8月假期无人居住的巴黎，女性解放运动应运而生。凯旋门下面放置着纪念无名战士妻子的花环，她们的横幅上写着“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女人”“比无名士兵更不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妻子”。

10月，《游击队员》（Partisans）特刊以“女性解放，第一年”为题出版。[118]此后不久，波伏瓦会见了发起该活动的激进分子——尽管在报纸上，波伏瓦和他们都不承认已经迈出了第一步。[119]安妮·泽林斯基、克里斯蒂娜·德尔菲和其他人想发起一场严肃的运动来解除对堕胎的限制。1967年，法国已将避孕合法化，但堕胎仍然是非法的。《新观察家》同意发表一份宣言，但条件是要有知名人士支持这份宣言。西蒙娜·德·波伏瓦当时名声很大，她同意借用自己的力量。他们也需要见面的地方，所以波伏瓦提供了自己的公寓。

接下来几个月的星期天，运动都是在波伏瓦家里的沙发上进行的。他们获得了343个签名，并于1971年4月5日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343宣言》（Manifesto of the 343）。这份宣言传递的信息很简单：


法国每年有100万女性在危险的条件下堕胎。虽然这只是个由医疗专业人员进行的很简单的手术，但是女性会因此而面临谴责，所以她们都是悄悄做这件事的。数以百万计的女性不得不沉默。我宣布我是她们中的一员，我宣布我堕胎了。


签署者声称她们中的每个人都堕过胎（尽管我们不确定波伏瓦以及其他很多签署者是否堕过胎）[120]；她们签字是因为她们希望女性有权自由安全地进行堕胎手术。

“堕胎”这个词以前从未在法国的广播或电视上出现过。但现在，科莱特·奥德里、多米尼克·德桑蒂、玛格丽特·杜拉斯、吉赛勒·哈利米、凯瑟琳·德纳芙和让娜·莫罗都声称自己做了这种不可言说的事。除波伏瓦以外，“大家族”的许多成员也签名了：奥尔加、阿莱特、米歇尔和埃莱娜都支持这项事业。不出所料，这次签名的人被有些媒体含糊地讽刺为“343荡妇”。


[1] 在波伏瓦出版的萨特写给她的信中，1963年7月25日的是最后一封，在那之后他们开始用电话取代了信件。QM 304.

[2] SdB to NA, September 1959, TALA 530.

[3] FC 466.

[4] Lanzmann, Patagonian, p.330.

[5] Brigitte Bardot and the Lolita Syndrome, trans. Bernard Frechtman, London:Four Square, 1962. First published in Esquire in August 1959.

[6] BB 36.

[7] BB 30.

[8] TALA 528, SdB to NA, 2 January 1959.

[9] ‘Chronologie’, MPII xiv; xvi. 我们从西尔维的大事年表中知道有几本波伏瓦的日记留存了下来，但是没有完全发表，其中有一些选段分别于2018年发表在《回忆录：第一卷》（Mémoires，tome I）和《回忆录：第二卷》（Mémoires，tome II）里。

[10] Simone de Beauvoir, Extraits du journal, May 1959, MPI 349.

[11] Simone de Beauvoir, Extraits du journal, May 1959, 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