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他们受到了《金字塔报》（Al-Ahram）主编穆罕默德·哈桑内因·海卡尔的欢迎。他也是埃及第二任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朋友。《金字塔报》对波伏瓦进行了一次采访，题为“写出《第二性》的哲学家在开罗”。[101]在埃及之后，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于3月10日访问了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营，3月11日波伏瓦在开罗大学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演讲。
由于巴以冲突，没有从埃及直飞以色列的航班，所以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必须经过雅典。[102]到达以色列之后，他们去了雅法、特拉维夫和一些集体农场。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待了两周，波伏瓦又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做了一次讲座，主题是“当代世界作家的角色”。波伏瓦对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很感兴趣，想要了解年轻人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对立主张的感受。1966年6月，“六日战争”重新划定了领土，并使世界以及“大家族”成员之间产生了政治分歧。波伏瓦支持以色列，萨特则支持巴勒斯坦。波伏瓦公开支持以色列后，她的作品在伊拉克被禁——就在“六日战争”的两天前。回到家，朗兹曼觉得自己被萨特出卖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读过萨特关于反犹太主义的书，觉得非常鼓舞人心，难道它的作者萨特现在反倒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吗？
克洛德·朗兹曼、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在吉萨。
之前一个月，萨特和波伏瓦参加了罗素集会。当时94岁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领导了一个组织，旨在唤起公众对美国人在越南犯下的暴行的关注和谴责（当时罗素年事已高，所以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他本人一直在英国）。1966年5月，该组织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讨论；11月，他们又在哥本哈根开会。[103]他们听取了目击者的报告，这使参与者筋疲力尽。“大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在那里——朗兹曼、博斯特[《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报道]、西尔维·勒·邦和阿莱特·埃尔凯姆。
在《美丽的形象》之后，波伏瓦开始着手创作三部短篇小说，后来于1967年结集成册出版，名为“被摧毁的女人”（The Woman Destroyed）。很长一段时间，波伏瓦和埃莱娜都想一起做一本书，由波伏瓦来写，埃莱娜画插图。这个短篇集是完美的，埃莱娜给标题故事配了画，为了宣传这本书，波伏瓦安排在《世界时装之苑》（Elle）杂志上做了连载[104]，但是反响不太好，甚至一些人问埃莱娜为什么会同意为她姐姐最糟糕的书画插图。
波伏瓦早期的小说中既有男主人公也有女主人公，但《被摧毁的女人》中的每一篇中篇小说都只是从一个单身女人的意识角度来写的——每一篇都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意识——并且都讨论了孤独和失败的主题。波伏瓦写道，在她的作品中，她试图“描绘女性存在的三个关键时刻：与衰老的相遇，对孤独的愤怒，以及一段恋情的残酷结束”。[105]
《谨慎的年龄》（The Age of Discretion）讲述了一位作家、妻子和一个成年儿子的母亲的心碎经历。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变老，带着厌恶和放弃的心情感受着自己的身体。[106]她刚出版了一本书，担心自己永远不能达到以前作品的高度，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她的儿子做出了一个她强烈反对的选择，所以她威胁儿子，若是不同意她的意愿，她就永远不再和他说话。她的丈夫不顾她的反对，继续和他们的儿子说话，这加深了他们婚姻的裂痕——她正在为失去亲密的身体接触而悲伤。这部短篇小说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和解：主人公和她的丈夫一起面对他们日渐幻灭的未来，学着过“短期的生活”。[107]
第二个故事的文体不同于波伏瓦的其他作品——它是一股徘徊在疯狂边缘的意识之流。主人公的孩子被夺走了，她被孤立、被遗弃，这个故事是一面丑陋的镜子，反映了一个事实：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人们也会变得“可鄙”。[108]
标题故事《被摧毁的女人》是以日记的形式写的，这是一部一个女人陷入抑郁的毁灭性编年史。莫妮可迫切地想挽回自己正在衰退的婚姻。她认为幸福的“使命”是成为一名妻子和母亲。但是她的孩子们最近都成年了，她现在想要稍微“为自己而活一点儿”。[109]奉献和无私——波伏瓦学生时代的日记主题——对她来说是自我实现、自由选择的体验。但随后她的丈夫莫里斯开始了一段婚外情。没有了他的忠诚，他们共同建造的一切轰然倒塌，她也被埋在了令人麻痹的焦虑和自我怀疑之下。
莫妮可的故事讨论的是大家熟悉的主题：被别人指手画脚和被丈夫背叛的痛苦——女性什么也不做，就和孩子们待在家里，她们会因此被别人指手画脚；女性的伴侣承诺她要共同生活，对方接受了女性无私的奉献，然而却为了更年轻的第三者抛弃她，让她无比痛苦。莫妮可质疑丈夫，但他却指责她“大吵大闹”，试图让她为制造了一个不舒服的局面而感到内疚，而这不舒服与她自己的痛苦相比实则相形见绌。莫妮可的丈夫成功地将道德的聚光灯转走，蒙蔽了她的良知，而不是灼烧他自己的良心。有几次莫妮可觉得自己跌到了谷底，但没想到后面竟会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被摧毁的女人》出版后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即使从人们对波伏瓦其他作品的反应标准来看也是如此。文学评论家亨利·克卢阿尔写道，波伏瓦以前从未“如此肆意地将她的才华用于打击士气的宣传上”。这个讨厌的女人现在是不是在暗示所有围绕男人生活的女人都会失败？克卢阿尔说，波伏瓦又在给公众上课了。[110]克卢阿尔认为主人公莫里斯的性格也塑造得不够好。事实上，他指出，人们希望波伏瓦的艺术能“更清晰、更自由”。他说：“真的，波伏瓦已经过时了……波伏瓦女士正在继续她的女性解放运动，就好像我们同时代的人仍然需要它一样。”[111]
波伏瓦自己也不会如此匆忙地根据一个特定的案例（或者更确切地说，三个特定的短篇小说）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波伏瓦小心翼翼地把莫妮可的处境写得模棱两可，波伏瓦的创作意图是把这本书写成一个侦探故事，对一桩婚姻进行尸检，请读者确定谁或什么是罪魁祸首。但杰奎琳·皮亚捷在《世界报》上写道：“无论波伏瓦怎么说，居高临下的训导无处不在。”[112]总的来说，波伏瓦对人们读这本书的方式感到遗憾；她一如既往地被指控为在写自传，把波伏瓦和萨特的声音放在作品里，仿佛他们能代表全人类说话。有人问波伏瓦萨特是否离开了她。[11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有人反对这本书不是“真正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因为小说并非基于他们眼中的波伏瓦的生活。萨特在哪里？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关于妻子和母亲的？
波伏瓦在《归根到底》中写道，她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激起了那么多仇恨。他们的屈就态度并没有让波伏瓦感到惊讶，她在《世界时装之苑》杂志上连载过这本书，所以《费加罗文学报》声称这是一本给女店员看的小说。但波伏瓦却遭遇了恶毒的性别和年龄歧视：
自从我在雷恩街瞥见西蒙娜·波伏瓦以来，我一直在为自己写了那篇文章感到后悔：她蹑手蹑脚地走着，看上去憔悴不堪。一个人应该同情老人。这就是为什么伽利玛继续出版她的作品。哦，是的，夫人，变老是可悲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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