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在她身后堆积着“不可避免的过去”。[89]但是，另一方面，波伏瓦不可避免的过去是她“成为自己”过程中的一部分，并且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和责任。出于良心，波伏瓦不可能在写了她关于世界的那些东西之后，不采取让世界变得更好的行动。那么，波伏瓦怎么能拒绝回复信函和签署请愿书呢？波伏瓦的处境有能力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所以她必须充分利用它。

1965年8月，西尔维和波伏瓦去了科西嘉岛。此后，波伏瓦和萨特开始了他们每年一次的罗马之旅。萨特于10月12日乘火车离开意大利前往巴黎；波伏瓦开车回法国。他们计划在14日晚上7点在她的住处见面会合。但在那天的午餐时间，电话响了，新闻上说波伏瓦在扬纳河附近出了车祸，住进了乔尼的医院治疗。朗兹曼和萨特立刻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找她。波伏瓦断了四根肋骨。她的脸肿了，缝了针，眼睛也青了。车祸是因为波伏瓦拐弯时车速太快了。

萨特在附近的一家旅馆过夜，然后用救护车护送波伏瓦回到维克多·舍尔歇大道。萨特把波伏瓦扶到公寓，说他会一直陪着她，直到她能走路；波伏瓦太痛苦了，甚至连脱衣服都成了一种挑战。在波伏瓦卧床不起的那三个星期，萨特、朗兹曼和西尔维·勒·邦轮流照顾她，每天都有一名护士来看望她。

波伏瓦恢复得很好，1966年6月，萨特和波伏瓦回到苏联，9月，他们飞往东京。他们此前从未去过日本，波伏瓦和萨特知道那里有他们的读者——这是萨特作品最畅销的市场之一，而《第二性》刚刚被翻译成日语。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下飞机时会被记者的闪光灯闪得睁不开眼。翻译人员把波伏瓦和萨特带到一个房间接受记者提问；当他们经过时，热情的年轻粉丝试图触摸他们。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波伏瓦记述了萨特的行程，以及她对日本历史和文化的贪婪阅读，却略去了她自己的讲座内容。[90]但是日本之行，波伏瓦并不是萨特的陪衬，她做了三场关于“当今女性状况”的讲座。不过，我们仍然不清楚波伏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略去这些内容是出于自嘲、谦虚的传统，还是为了不让读者觉得她的生活太过遥远。

知道了波伏瓦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的内容，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了。波伏瓦在9月20日的讲座中说，女性主义“远未过时”，而且不仅仅对女性来说有价值：这是一项对男性和女性都有意义的事业，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公正、更体面的地位，男性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公正，组织更有效的体面世界中。追求两性平等是男女双方的事。[91]波伏瓦希望《第二性》会有过时的那一天，因为一旦女性获得平等，《第二性》对女性异化的分析就会变得多余。波伏瓦认为可以在不消除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停止对女性的剥削。但波伏瓦对自己和其他文化中反女性主义的“倒退”感到担忧。在法国，女性声称她们真正的职业是做妻子和母亲：家庭主妇。

波伏瓦的部分担忧是被“限制”在私人生活中的不稳定的女性生活，她们在经济上依赖于一个随时都可能不再爱她们的人，会因为爱的消失失去经济来源，以及赖以建立生活的意义。但是波伏瓦并没有掩饰她的真实想法：这种生活不如“真正参与社会生活”，不如“帮助建立我们生活的世界”。[92]波伏瓦认为女性是回归家庭成为主妇这一做法的“受害者”，部分原因是女性因与其他女性攀比而痛苦，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仍然期望职业女性在下班回家后成为家庭主妇。结果就是她们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内疚和疲惫，“如果一个女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在家再多工作五六个小时，到了周末她会发现自己极度疲惫”，社会上还没有形成男人真正帮助女人的习俗和风气。[93]

波伏瓦发现，在那些有更多女性参加工作的国家，她们“自我和谐”，她们与自己的关系很有价值；波伏瓦认为这种自我理解来源于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波伏瓦一直对成为自我意味着什么很感兴趣，在《第二性》中她发现了一个所有女性面对的共同挑战：成为“被分裂的主体”的可能性，女性作为爱人和母亲的自我和她们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想成为的自我之间的撕裂和挣扎。波伏瓦在日本的第二场演讲回到了“女性境况的分裂特征”，由于职业女性想要幸福的生活、爱情和家庭，许多人选择牺牲自己的抱负：“她发现在职业上低调一点才是明智的做法。”[94]

三年后的1969年，《第二性》在日本出版，它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从东京回来的路上，波伏瓦和萨特在莫斯科停留。这是萨特第11次访问苏联，但他现在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重返苏联的理由：因为他与列娜·佐妮娜的关系结束了。

1966年11月，波伏瓦重新开始写小说，不久后她出版了《美丽的形象》（Les Belles Images）。《都市报》（La Cité）的一篇评论称其为一部“浸透了存在主义道德观的关于当代道德的短篇小说”，再次强调了波伏瓦和萨特属于同一知识分子的范畴，并没有注意到波伏瓦对女性的描写是如何质疑社会的不公对待的。这篇评论轻蔑地说波伏瓦的这本小说是失败的讽刺；一个“以拼贴的形式呈现周刊上的所有陈词滥调”的列表。[95]但是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却出人意料地好——迅速卖出了12万册。[96]

波伏瓦后来形容书中的主人公劳伦斯“厌恶生活，到了厌食症的地步”。[97]主人公劳伦斯是一个成功的广告代理商，同时也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母亲。她喜欢工作时发生婚外性行为，然后回家照顾孩子，和她成功的建筑师丈夫共度夜晚。她喝酒，但不怎么吃东西。

劳伦斯的平衡（如果可以称之为平衡的话）被她孩子的问题所打破：“人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有些人不开心？你会为不快乐的人做什么？”孩子的这些问题促使劳伦斯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她从事的工作是推销美丽的形象，书写时髦的口号；她已经磨炼出了展现美丽自我的技能。但是维持美丽生活的外表——漂亮的汽车、漂亮的家、漂亮的衣服、漂亮的食物、漂亮的假期——让她对现状不满。1945年时劳伦斯10岁，她已经对大屠杀有了记忆。她开始纳闷，为什么阿尔及利亚没有那么多的悲伤；她开始注意到美国民权抗议者的形象一旦从电视屏幕上消失，就会被遗忘。

波伏瓦的这本书批判了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地质问金钱是否能让人幸福。[98]同时这本书也是在隐晦地回应女性主义和女性处境的转变，以及把金钱与独立画上等号的做法。它还讽刺了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66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声称福柯的作品和《原样》杂志（Tel Quel）为“资产阶级文化”提供了“托词”。然而，《美丽的形象》所传达的信息是，进步“必须立即是物质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否则就根本不是进步”，在波伏瓦看来，福柯的思想缺乏对社会变革的承诺。[99]

波伏瓦的小说以劳伦斯对孩子的反思作为结尾：“抚养孩子并非要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过，抚养孩子是一项道德事业，是人类自由的形成，而对女性和儿童来说，这往往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教育。在小说的最后一幕，劳伦斯看着镜子，心想对她来说，一切都完了。她的孩子们将有他们自己的机会。但是是什么机会呢？[100]

1966年2月，波伏瓦、萨特和朗兹曼去了中东、埃及和以色列。《摩登时代》杂志刊登了一期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特刊。在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