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象，与现实相去甚远。不过这也让万达忧心忡忡：这么多年后，萨特在万达面前仍然否认他与波伏瓦的浪漫关系。

在后来的生活中，萨特继续同时处理多个情人关系，他没有转变观点，他不认为坦诚是每个人都应得的。相比之下，波伏瓦公开了她与萨特的关系，以及她和其他人的关系——这更诚实，但诚实并不意味着不伤人。

1965年春，《时势的力量》在美国出版，这使得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的友谊戛然而止。波伏瓦已经用《名士风流》讲述了他们的浪漫故事，但她在《时势的力量》中所写的东西激起了他的愤怒。当被《新闻周刊》（Newsweek）问及回忆录中叙述的准确性时，阿尔格伦说，“亚克-亚克夫人”写的是一个中年老处女的幻想。[76]阿尔格伦带着讽刺和怨恨在《壁垒》（Ramparts）和《哈珀斯杂志》（Harper’s）两家杂志上评论了这本书。第二年夏天，阿尔格伦在《时代精神》（Zeitgeist）上发表了一首献给波伏瓦的诗：诗的主题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人，他想把这个人驱逐到潮湿的地下室。1964年11月和12月，波伏瓦在《哈珀斯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时势的力量》的摘录，题目是分别为“忠诚的问题”和“美国约会”。阿尔格伦在5月的回应中写道：


任何能够体验偶然的爱情的人，都是最近脑子抽风了。爱情怎么会是偶然的呢？什么是偶然的呢？这个女人表达的意思好像是，维持男人基本关系的能力——男人和女人的肉体之爱——是一种残害；而自由则是“在所有背离中保持一定的忠诚”！当然，除掉所有的哲学术语，她的意思其实是她和萨特创造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体面外表，在这背后她可以继续寻找自己的女性气质。而萨特离开小镇时在想什么我肯定是不知道了。[77]


1964年11月，波伏瓦给阿尔格伦写了最后一封信。波伏瓦希望在1965年去看他，但她的美国之行因越南战争而取消。然而，在阿尔格伦对《时势的力量》的反应之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否还能挽回就不得而知了。[78]1981年，阿尔格伦入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奖。在一次关于该奖的采访中，一名记者向阿尔格伦问起波伏瓦的事情；这个记者描述了阿尔格伦当时的反应，说他情绪非常激动。阿尔格伦有心脏病，所以采访者见状立马转移了话题。第二天，阿尔格伦本来打算在他的别墅里举行庆祝派对，但是第一位客人到达时发现阿尔格伦已经去世了。

1997年，波伏瓦写给阿尔格伦的信出版，她回忆录的真实性引起了轩然大波。波伏瓦的长信表明，波伏瓦对阿尔格伦的热情虽然是内敛的，但是却很炽热。回忆录成功地编造了萨特与波伏瓦的神话，但向公众提供了惊人的错误信息。现在看来，阿尔格伦才是波伏瓦一生中爱得最热烈的爱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波伏瓦在与萨特的关系中一直在“自欺”。[79]波伏瓦和阿尔格伦的关系会有一个奇幻的文学来生：库尔特·冯内古特在《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Fates Worse than Death）中写了一大段关于阿尔格伦的文章，书中“波伏瓦小姐”被称为“亚克-亚克夫人”，阿尔格伦“帮助她获得了第一次高潮”。[80]

在《时势的力量》在美国出版的前一年，波伏瓦为《女人的性反应》（The Sexually Responsive Woman）写了一篇很短的序言，研究另一种被误解的现象：女性的性行为。波伏瓦写道：“和其他很多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男性偏执地认为女性处于依赖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生理和心理自主权。”这篇评论既有趣又感人，波伏瓦说她“没有资格对菲利斯博士和埃伯哈德·克罗豪森博士的所有主张做出明确的判断”，但它“读来引人入胜，精彩绝伦”。[81]

有趣的是，《时势的力量》出版之后，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波伏瓦被指责没有幽默感。[82]女性主义者经常被指责为扫兴者，波伏瓦生活中的许多插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波伏瓦表达她的不满时，人们总把矛头指向她有不满，而几乎不会去关注她不满的原因。[83]几十年来，波伏瓦对女性、犹太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感到不满，人们却质问波伏瓦为什么不能放轻松一点，看开一点。现在波伏瓦对社会对待老人的方式越来越不满。让黑暗变成光明是不够的，关键是让情况本身不那么黑暗。

1964年5月，在写完《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之后，波伏瓦决定与自传保持一些距离，重新写一部小说。这次波伏瓦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她不一样，除了她们是女人——上了年纪的女人。[84]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波伏瓦继续用写作来支持她认为可以改善女性处境的项目——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像《爱是什么，不是什么》（What Love Is–And Isn’t）这样的杂志文章。波伏瓦写道，爱只出现在“那些公开或秘密希望改变的人”身上。因为就在那时，你期待爱以及爱带来的东西——另一个人将会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示给你。[85]

1965年，萨特接近60岁生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孩子，并且生命也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他需要一个继承人和文学执行人。萨特想着，把这个任务交给波伏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几乎和他一样老了。所以萨特在阿莱特·埃尔凯姆满30岁的那年，也就是1965年3月18日合法收养了她，见证者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西尔维·勒·邦。《法国晚报》（France Soir）报道了这件事，萨特的大多数朋友都没有得到任何提前通知——万达、埃弗利娜和米歇尔为此都很生气和激动。

1965年2月美国轰炸北越后，波伏瓦拒绝了在康奈尔大学演讲的邀请。她接受了几个关于衰老、写作、文学和自传的采访。萨特也接受过关于波伏瓦的采访，1965年7月，美国《时尚》杂志发表了这篇对萨特的采访，标题为“萨特谈论波伏瓦”。萨特认为波伏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


她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在《名士风流》之后。这在她的回忆录和她的书《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中很明显，我认为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作品。她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公众的即时沟通。这么说吧，她和我是有区别的。我不进行感情上的交流，我和那些懂得思考、懂得反省、愿意对我展开心扉的人交流。这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不是。但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能立刻与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人们总是因为她说的话而和她在一起。[86]


在1965年到1966年为《归根到底》写的笔记中，波伏瓦写道，关于她生活出版的“故事”只是传达了一个“残缺的真相”，因为它并不详尽；这是一个“扭曲的真理，因为时间没法倒流恢复原状”，但它传递了一个“文学真理”。[87]波伏瓦认为自己的一生就是个例子，说明了存在主义选择意味着什么：没有上天来给出她应该是谁的“命令”，没有既定的道路或伊壁鸠鲁式的教条让她偏离什么。相反，这是一个毫无蓝图的变化过程（becoming）——一个波伏瓦一生都在追求的项目，有时会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次要的项目。[88]

有时，过去的选择会给波伏瓦带来沉重的负担。波伏瓦仍然后悔自己对待“莉丝”（纳塔莉·索罗金）的方式，她觉得自己被“囚禁”了，因为她的作品被“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