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事后看来，有些事情如果重新回到过去，波伏瓦是想要有所改变的。从收到的信件中，波伏瓦发现她帮助了很多女性“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自己的处境”。[61]波伏瓦现在55岁了，她意识到（尽管她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模范）她的生活已经成为一个理想化的榜样，其他人会从她那里寻求灵感。即便过了12年，波伏瓦仍会收到感谢信，感谢她写了《第二性》，告诉她，是她帮助广大女性克服了那些几乎压垮她们的谬论。在《第二性》出版后的十年里，其他女权主义者也出版了一些在波伏瓦眼中更大胆的作品。其中有太多的人过于关注性，但波伏瓦说，至少现在女性可以“把自己作为观看的眼睛，一种主体，一种意识，一种自由”。[62]

然而，也正是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写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著名声明：她避免让自己落入“女权主义”的陷阱。[63]三年前，在1960年的一次采访中，波伏瓦解释说，她想要读者知道她不反对男性，因为如果用这样的角度去解读她的观点，她就会被误解，“我想让大家知道，写《第二性》的女人并不是为了报复曾经让她痛苦的生活。如果有人这样理解这本书，那就否定了这部作品。”[64]

在《时势的力量》的最后，波伏瓦写到她和萨特的关系，说这是她人生中“毋庸置疑的成功”。但是书的结尾让读者感到困惑——一开始波伏瓦就宣称她和萨特的成功，庆祝他们对彼此谈话的无限兴趣，但她以一句有趣的话结尾：“所有的承诺都得到了遵守。然而，当我用怀疑的目光回看当年那个容易轻信别人的年轻女孩时，我才恍然大悟，自己被欺骗了。”[65]

这是什么意思？评论家推测，“萨特的伟大情人”后悔她和萨特的“世纪浪漫”了？“端方淑女”后悔成为无神论者了吗？波伏瓦是在对一个声称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感到失望吗？因为他们完全不在乎阿尔及利亚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读者们也在震惊中写信给波伏瓦：波伏瓦曾是他们生命中希望的灯塔；波伏瓦有这样的才华，有这样的情人们，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觉得被欺骗了呢？弗朗索瓦丝·德奥邦写道，当时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波伏瓦的这句“我被欺骗了”，就连戴高乐最著名的一句话也难以与之媲美，她记得人们会“翻字典去了解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试图弄清楚这是作者的自嘲还是真实的幻灭”。[66]

波伏瓦知道这样结束这本书是一种挑衅。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说，这些词引发的“误解”“有一部分是故意的”，“是关于文学的本质的”。[67]在1964年马德莱娜·戈贝伊的一次采访中（发表在1965年的《巴黎评论》上），波伏瓦被问及她的自传计划以及促使她成为一名作家的原因，波伏瓦的回答是，她希望自己的书能“触动读者”。波伏瓦想要创作能够打动读者的人物，在读者的想象中描绘出改变他们生活可能性的道路，就像影响了波伏瓦的乔·马奇和麦琪·塔利弗一样。[68]

波伏瓦触动了她的读者，但许多人并不喜欢这种触动。在读过波伏瓦声称自己被“欺骗”的文章后，一些人甚至写信安慰波伏瓦：“你对自己不公平，你认为你的经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的想法是错误的。”作为一个点燃了“数百万女性心中光明的希望”[69]的女性，她怎么能这样想呢？她与女性的谬论斗争，难道只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另一个谬论吗？

波伏瓦淡化了博斯特和朗兹曼在她生命中的作用。因为萨特的情人是苏联人，她把萨特生活中一段看似严肃的恋情也排除在外。显然，对隐私的担忧影响了他们两个人。在波伏瓦的生活中，年龄似乎开始迫使她选择独身；但在萨特的生活中，年龄没有影响他继续到处留情。

波伏瓦知道人们对她和萨特的关系着迷：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多卷自传来说明，成为一名女性可以在人生的不同时期重视不同的东西呢？或者你在事后可以对自己的处境有不同的理解？或者，实际上，如果你勇敢地说出许多人都不敢说出的话，可能会遭到那些不希望你被听到的人的攻击？

在《时势的力量》中有一段，波伏瓦重新提到了纳尔逊·阿尔格伦以及她和萨特的协议面临的挑战，年轻时的波伏瓦认为如下问题很容易解决：“忠诚和自由有可能达成和解吗？”如果是这样，代价是什么？[70]


经常被宣扬，却很少实践，完全的忠诚通常是那些将其加诸己身、自我伤害的人所经历的。传统上，婚姻通常允许男人在没有互惠和对等地爱护伴侣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冒险”；如今，许多女性已经意识到她们的权利和幸福所必需的条件：如果她们自己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可以弥补男性的反复无常，她们就会成为嫉妒和厌倦的牺牲品。


回看自己的过去，波伏瓦告诉她的读者，他们的做法有很多风险。一方可能会喜新厌旧，导致另一方感到被背叛；“一开始的两个自由人，就会变成相互对峙的受害者和施虐者”。在波伏瓦看来，有些夫妇是坚不可摧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她和萨特刻意回避的：“第三者对我们的安排会有什么看法？”在这一点上，波伏瓦写道：


在《盛年》里我不可避免地修改了一些内容，所以书里所呈现的并不是现实真相的全部。尽管我和萨特之间的互相理解持续了30年以上，但是这其中有很多其他人的损失和痛苦。我们的协议体系本身的缺陷在我谈到的这段关系里尤为明显。[71]


波伏瓦的这本书问世后，它得到了不好的评论，甚至还有一些相当恶毒的评论。这本书卖得很好，但波伏瓦再次反对媒体对待她的方式。他们称波伏瓦“自满”“不顾一切”[72]，是女性世界“突变”的化身。他们指责波伏瓦为了寻求关注，“为了无端无用地让人震惊，什么都做得出来”，“为了表达她自己去进行各种破坏”。[73]

《埃斯普利特》（Esprit）杂志刊登了弗朗辛·迪马撰写的书评，题为“一个悲剧性的反应”。文章指出对于选择了传统生活，选择了信仰、母性和婚姻的女性来说，发现信仰、母性和婚姻的缺失是导致波伏瓦“内心煎熬”的原因：


波伏瓦命运的伟大之处正是她故意放弃了这些传统的羁绊（这些东西在她眼里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愿意用不断改变选择的危险方式将它们取而代之。这条绳子太硬了，随时都可能会断，而西蒙娜·德·波伏瓦拒绝任何安全网。[74]


有一家报纸断章取义地翻译了纳尔逊·阿尔格伦的《谁失去了一个美国人》（Who Lost an American）的部分内容，使其看起来像是阿尔格伦对萨特和波伏瓦满肚子的不满：波伏瓦很不高兴文章里的所有幽默都被拿掉了，那些“小小的友好的词语”都被删掉了。此时，波伏瓦和阿尔格伦还在通信，所以波伏瓦给他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沮丧：“这些肮脏的人什么都不懂，尤其是在友谊和爱情方面。”[75]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伏瓦自传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萨特和波伏瓦的传奇印象。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认为波伏瓦出自传有自己的目的：他们认为波伏瓦是想让自己掌控她和萨特的公众形象。萨特对波伏瓦的描绘很满意，但其他女性却感到不安，或者更糟。万达憎恨波伏瓦的回忆录，她认为波伏瓦描绘的萨特与波伏瓦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