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造虚构的经历来唤醒读者的自由。但是，波伏瓦想要的不仅仅是颠覆性的言论和想象中的自由，她想要的是能够在真实的女性生活中带来具体改变的立法。

在这十年中，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势头越来越猛。直到20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还是一种禁忌，立法也限制了避孕药的销售。1960年，避孕药获准在美国销售；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于1961年开始提供这项服务，但只对已婚女性开放。直到1967年，它才在法国被合法化（当时英国的未婚女性也获得了合法的购买途径），波伏瓦在倡导这一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波伏瓦的《第二性》继续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女性和女权主义作家。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开端，深受《第二性》的影响。[47]

1963年夏天，萨特和波伏瓦回到苏联，与佐妮娜一起访问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此前萨特和波伏瓦对“解冻”的所有希望都变成了失望。食物短缺，赫鲁晓夫又开始为斯大林辩护，攻击西方。萨特问波伏瓦：他应该向佐妮娜求婚吗？他们能不能见面还尚不确定。如果一个有国际声誉的知识分子要求娶她，苏联政府可能会答应，她和她的女儿就会获准去法国。但是佐妮娜不想离开她的母亲，也不想成为萨特的依赖者，成为他“巡视”的其中一站。佐妮娜拒绝了萨特。但不管接受与否，萨特能向另一个女人求婚，就表明他与波伏瓦的关系已经不再浪漫了。

苏联之后，萨特和波伏瓦又去了罗马。他们住在市中心密涅瓦广场上的密涅瓦酒店。当时波伏瓦正在写作，正在享受阅读和游览意大利的乐趣——他们开车去了西耶纳、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在罗马时，萨特收到了一封来自佐妮娜的信。佐妮娜说，她阅读波伏瓦的回忆录越多，就越意识到她无法改变萨特和波伏瓦之间的关系；她不想成为波伏瓦生活中的一个二流女人。她把波伏瓦当作朋友，并尊敬她。“但是你和海狸一起创造了一个非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对接近你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48]

1948年10月底，就在波伏瓦和萨特打算返回巴黎之前，博斯特打电话告诉给波伏瓦，她母亲弗朗索瓦丝摔了一跤，股骨骨折了。次月，情况已经非常清楚——弗朗索瓦丝撑不了多久了。秋天过后，弗朗索瓦丝被带到一家诊所，在那里他们发现她已经处于癌症晚期。波伏瓦听到这个消息后，萨特乘出租车陪她去了养老院，她一个人进去了。[49]医生们把诊断结果告诉了波伏瓦和埃莱娜，但没有告诉弗朗索瓦丝。姐妹俩认为不告诉弗朗索瓦丝是最明智的。手术后的两个星期里，波伏瓦和埃莱娜平静地陪在她的房间里，一切都很乐观。波伏瓦在给阿尔格伦的信中写道，让她留下的不是爱，而是“一种深切而痛苦的同情”。[50]母亲动手术的那天晚上，波伏瓦回到家，和萨特交谈，听了巴托克的讲话，她流着眼泪，“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51]波伏瓦的强烈反应使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父亲去世时，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手术几周后，弗朗索瓦丝感到越发痛苦，而且精疲力竭。所以他们要求医生加大吗啡的剂量，减轻她的痛苦，尽管这样会缩短她的生命。从那以后，弗朗索瓦丝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她从不请牧师或任何波伏瓦所谓的“虔诚的朋友”。那年11月，波伏瓦觉得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比她孩提时代更亲密了。手术后的那个晚上，波伏瓦被一股情感的浪潮所征服：她感到悲伤，为母亲的死亡，也为她的人生——母亲为那令人窒息的传统牺牲了那么多。

母亲去世后，波伏瓦全身心投入《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一书的写作中，记录了母亲生命的最后6周，以及她自己对爱的痛苦体验、矛盾心理和丧亲之痛。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写点东西，用文字来思考生活。波伏瓦将这部作品献给自己的妹妹埃莱娜。在母亲病危的那几个月里，波伏瓦一直在写日记（当时她给日记起了个名字，叫“母亲的病”，她不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这本日记记录了博斯特、奥尔加和朗兹曼的陪伴，这是《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里面所没有记载的。波伏瓦每天都试图忍住泪水，但却没有成功。有几次，她提到在见萨特之前都得服用镇静剂，这样她才能“不会因为哭泣而惹恼萨特”。[52]

波伏瓦在《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中记录了她母亲说的话：“我为别人活得太久了。现在我将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老女人，只为自己而活。”[53]1953年，波伏瓦描述了失去意识的弗朗索瓦丝，看到母亲在医院里的裸体时，波伏瓦的内心是多么震撼——这是一个让她在孩童时期充满爱，在青少年时期极力排斥的身体。[54]


我变得非常喜欢这个垂死的女人。我们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交谈，这缓和了旧日的不快。我重新开始了在青春期中断的对话，我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让我们再也无法重新开始。早期的柔情，我曾以为已经死了，现在又复活了，因为它又出现在我们简单的语言和行动中。[55]


文章发表后，一些记者指责波伏瓦利用了母亲的痛苦和自己的悲伤；他们甚至找到一名外科医生做证，说波伏瓦坐在母亲床边无情地记着笔记，只顾着自己想要得到的写作“素材”。外人的看法再次使波伏瓦看起来十恶不赦。波伏瓦说，从内心来说，写作给她以慰藉，就好像“祈祷给信徒以安慰”。[56]在波伏瓦看来，没有所谓的“自然”死亡。

自1960年11月与西尔维·勒·邦见面以来，波伏瓦一直与她保持联系，偶尔也会见面。到1964年，她们的会面变得越发频繁；西尔维在弗朗索瓦丝去世期间给了波伏瓦很大的支持。波伏瓦写道，她欣赏她们之间对等互惠的关系；西尔维的智识水平很高，和波伏瓦也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波伏瓦和她有一种联系，波伏瓦越了解她，就越觉得自己像她。西尔维是个很好的聆听者，她体贴、大方、深情。[57]波伏瓦自传的最后一卷《归根到底》（All Said and Done）就是献给西尔维的。

波伏瓦形容她自己和西尔维的生活是相互交织的，她很感激生活给她带来了这个新伴侣。波伏瓦曾在1962年说，她已经有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感情，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当年说错了。尽管波伏瓦和西尔维都否认这段关系涉及性，但她们有肉体上的亲密接触——西尔维在法语中将其称为“charnel”，因此被很多人翻译为“carnal”（肉体上的，性欲的）。它也可以指“embodied”（身体的），包括无性的身体爱抚。

1963年10月30日，《时势的力量》在法国出版，这离波伏瓦向出版商提交该书才刚刚过去5个月。[58]在这本书中，波伏瓦审视自己的人生，试着去评价自己能留给世人什么，对于很多人暗示她在智识上依赖于萨特这一点，波伏瓦明确地表示了否认，说她拥有自己的哲学兴趣和见解。在这本自传中，波伏瓦讨论了她在《第二性》出版后所经历的转变：“我此前从来没有被当作讽刺的对象，直到《第二性》出版之后；在那之前，人们对我要么冷漠，要么友好。”[59]她很清楚地意识到《第二性》的出版，招致了很多人对她个人的抨击，波伏瓦希望她的读者也能看到这一点。

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第二性》“可能是给我带来最大满足感的一部作品”。[60]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