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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虚构的经历来唤醒读者的自由。但是,波伏瓦想要的不仅仅是颠覆性的言论和想象中的自由,她想要的是能够在真实的女性生活中带来具体改变的立法。
在这十年中,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势头越来越猛。直到20世纪60年代,计划生育还是一种禁忌,立法也限制了避孕药的销售。1960年,避孕药获准在美国销售;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于1961年开始提供这项服务,但只对已婚女性开放。直到1967年,它才在法国被合法化(当时英国的未婚女性也获得了合法的购买途径),波伏瓦在倡导这一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波伏瓦的《第二性》继续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女性和女权主义作家。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这本书被认为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开端,深受《第二性》的影响。[47]
1963年夏天,萨特和波伏瓦回到苏联,与佐妮娜一起访问了克里米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此前萨特和波伏瓦对“解冻”的所有希望都变成了失望。食物短缺,赫鲁晓夫又开始为斯大林辩护,攻击西方。萨特问波伏瓦:他应该向佐妮娜求婚吗?他们能不能见面还尚不确定。如果一个有国际声誉的知识分子要求娶她,苏联政府可能会答应,她和她的女儿就会获准去法国。但是佐妮娜不想离开她的母亲,也不想成为萨特的依赖者,成为他“巡视”的其中一站。佐妮娜拒绝了萨特。但不管接受与否,萨特能向另一个女人求婚,就表明他与波伏瓦的关系已经不再浪漫了。
苏联之后,萨特和波伏瓦又去了罗马。他们住在市中心密涅瓦广场上的密涅瓦酒店。当时波伏瓦正在写作,正在享受阅读和游览意大利的乐趣——他们开车去了西耶纳、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在罗马时,萨特收到了一封来自佐妮娜的信。佐妮娜说,她阅读波伏瓦的回忆录越多,就越意识到她无法改变萨特和波伏瓦之间的关系;她不想成为波伏瓦生活中的一个二流女人。她把波伏瓦当作朋友,并尊敬她。“但是你和海狸一起创造了一个非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对接近你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48]
1948年10月底,就在波伏瓦和萨特打算返回巴黎之前,博斯特打电话告诉给波伏瓦,她母亲弗朗索瓦丝摔了一跤,股骨骨折了。次月,情况已经非常清楚——弗朗索瓦丝撑不了多久了。秋天过后,弗朗索瓦丝被带到一家诊所,在那里他们发现她已经处于癌症晚期。波伏瓦听到这个消息后,萨特乘出租车陪她去了养老院,她一个人进去了。[49]医生们把诊断结果告诉了波伏瓦和埃莱娜,但没有告诉弗朗索瓦丝。姐妹俩认为不告诉弗朗索瓦丝是最明智的。手术后的两个星期里,波伏瓦和埃莱娜平静地陪在她的房间里,一切都很乐观。波伏瓦在给阿尔格伦的信中写道,让她留下的不是爱,而是“一种深切而痛苦的同情”。[50]母亲动手术的那天晚上,波伏瓦回到家,和萨特交谈,听了巴托克的讲话,她流着眼泪,“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51]波伏瓦的强烈反应使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父亲去世时,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手术几周后,弗朗索瓦丝感到越发痛苦,而且精疲力竭。所以他们要求医生加大吗啡的剂量,减轻她的痛苦,尽管这样会缩短她的生命。从那以后,弗朗索瓦丝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她从不请牧师或任何波伏瓦所谓的“虔诚的朋友”。那年11月,波伏瓦觉得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比她孩提时代更亲密了。手术后的那个晚上,波伏瓦被一股情感的浪潮所征服:她感到悲伤,为母亲的死亡,也为她的人生——母亲为那令人窒息的传统牺牲了那么多。
母亲去世后,波伏瓦全身心投入《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一书的写作中,记录了母亲生命的最后6周,以及她自己对爱的痛苦体验、矛盾心理和丧亲之痛。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写点东西,用文字来思考生活。波伏瓦将这部作品献给自己的妹妹埃莱娜。在母亲病危的那几个月里,波伏瓦一直在写日记(当时她给日记起了个名字,叫“母亲的病”,她不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这本日记记录了博斯特、奥尔加和朗兹曼的陪伴,这是《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里面所没有记载的。波伏瓦每天都试图忍住泪水,但却没有成功。有几次,她提到在见萨特之前都得服用镇静剂,这样她才能“不会因为哭泣而惹恼萨特”。[52]
波伏瓦在《一种非常安逸的死亡》中记录了她母亲说的话:“我为别人活得太久了。现在我将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老女人,只为自己而活。”[53]1953年,波伏瓦描述了失去意识的弗朗索瓦丝,看到母亲在医院里的裸体时,波伏瓦的内心是多么震撼——这是一个让她在孩童时期充满爱,在青少年时期极力排斥的身体。[54]
我变得非常喜欢这个垂死的女人。我们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交谈,这缓和了旧日的不快。我重新开始了在青春期中断的对话,我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让我们再也无法重新开始。早期的柔情,我曾以为已经死了,现在又复活了,因为它又出现在我们简单的语言和行动中。[55]
文章发表后,一些记者指责波伏瓦利用了母亲的痛苦和自己的悲伤;他们甚至找到一名外科医生做证,说波伏瓦坐在母亲床边无情地记着笔记,只顾着自己想要得到的写作“素材”。外人的看法再次使波伏瓦看起来十恶不赦。波伏瓦说,从内心来说,写作给她以慰藉,就好像“祈祷给信徒以安慰”。[56]在波伏瓦看来,没有所谓的“自然”死亡。
自1960年11月与西尔维·勒·邦见面以来,波伏瓦一直与她保持联系,偶尔也会见面。到1964年,她们的会面变得越发频繁;西尔维在弗朗索瓦丝去世期间给了波伏瓦很大的支持。波伏瓦写道,她欣赏她们之间对等互惠的关系;西尔维的智识水平很高,和波伏瓦也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波伏瓦和她有一种联系,波伏瓦越了解她,就越觉得自己像她。西尔维是个很好的聆听者,她体贴、大方、深情。[57]波伏瓦自传的最后一卷《归根到底》(All Said and Done)就是献给西尔维的。
波伏瓦形容她自己和西尔维的生活是相互交织的,她很感激生活给她带来了这个新伴侣。波伏瓦曾在1962年说,她已经有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感情,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当年说错了。尽管波伏瓦和西尔维都否认这段关系涉及性,但她们有肉体上的亲密接触——西尔维在法语中将其称为“charnel”,因此被很多人翻译为“carnal”(肉体上的,性欲的)。它也可以指“embodied”(身体的),包括无性的身体爱抚。
1963年10月30日,《时势的力量》在法国出版,这离波伏瓦向出版商提交该书才刚刚过去5个月。[58]在这本书中,波伏瓦审视自己的人生,试着去评价自己能留给世人什么,对于很多人暗示她在智识上依赖于萨特这一点,波伏瓦明确地表示了否认,说她拥有自己的哲学兴趣和见解。在这本自传中,波伏瓦讨论了她在《第二性》出版后所经历的转变:“我此前从来没有被当作讽刺的对象,直到《第二性》出版之后;在那之前,人们对我要么冷漠,要么友好。”[59]她很清楚地意识到《第二性》的出版,招致了很多人对她个人的抨击,波伏瓦希望她的读者也能看到这一点。
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第二性》“可能是给我带来最大满足感的一部作品”。[60]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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