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的解放计划。随着对简森的审判的冲突加剧，萨特决定利用他的职位来抗议《121人宣言》的签署人的遭遇。萨特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为被控叛国罪的30名签署人辩护，他说，如果他们被判有罪，那么全部121人都有罪。如果没有，那么应该撤回这个案子。政府撤销了指控。萨特的名声使他们所有人都幸免于难，因为，用戴高乐的话说就是：“我们不能监禁伏尔泰。”

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1961年7月，萨特位于波拿巴街的公寓被一枚塑料炸药炸毁。损失并不大，但即便如此，萨特还是让母亲搬了出去，住到了波伏瓦家。1961年10月，3万阿尔及利亚人示威反对巴黎对他们实施的宵禁；这是一场目标明确的和平游行，他们希望晚上8点半以后仍然可以自由出行。但法国警察的反应很激烈，他们拿着枪和棍棒，甚至把一些阿尔及利亚人推进了塞纳河。目击者报告说，有阿尔及利亚人被警察勒死，当天至少有200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

法国媒体掩盖了此事，但是《摩登时代》杂志却没有。

1961年7月，波伏瓦遇到了《白领与权力精英》（White Collar and the Power Elite）的作者C.赖特·米尔斯；波伏瓦对他的作品及其在古巴的受欢迎程度很感兴趣。波伏瓦和萨特去了意大利度夏，他们在特拉斯特维莱的圣玛丽亚广场过夜，波伏瓦试着开始写回忆录的第三卷。但当她感到“被当下所纠缠”时，就很难去回想过去。最近，朗兹曼给萨特带来了一份弗朗茨·法农《地球上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的手稿，并转达他希望萨特能为其作序，萨特同意了，当法农说他将去意大利拜访他们时，他们三个都很高兴。1954年阿尔及利亚革命爆发后，法农加入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1957年，他被阿尔及利亚驱逐出境，但仍在继续战斗，甚至在1961年初被诊断为白血病之后也没有停下来。

朗兹曼和波伏瓦到机场去接法农。波伏瓦在法农看见他们之前就看见了他：法农的动作紧张而突兀，他不停地四下张望，似乎很激动。两年前，他在摩洛哥边境受伤后，抵达罗马接受治疗，一名刺客找到了他的病房里。波伏瓦说，飞机降落时，他脑子里肯定一直在想这段经历。[38]

在这次访问中，法农以一种不寻常的坦率态度谈论了自己，促使他的传记作家达维德·马塞评论说，波伏瓦和萨特一定是“既技巧娴熟又富有同情心的提问者”。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其他记录表明，法农有像这样对人敞开心扉过。[39]法农告诉波伏瓦和萨特，他年轻时在马提尼克岛，他认为教育和个人价值足以打破“肤色障碍”。他想成为法国人，在法国军队服役，然后在法国学医。但无论他受到了多好的教育，有多么优秀，在法国人眼里，他依然是一个“黑人”。[40]即使法农当了医生，人们也叫他“男孩”，甚至还有更糟的称呼。法农的生平引发了人们对法国性、黑人和殖民化的讨论。

波伏瓦认为法农知道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比他告诉他们的要更深刻。他们谈论哲学的时候，法农是开放和放松的，但是后来波伏瓦和萨特带他去参观亚壁古道，法农不明白这有什么意义。当波伏瓦讲述故事的时候，法农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在他眼里，欧洲传统没有任何价值。”萨特试图把话题转到法农的精神病学经历上。但法农追问萨特：“你怎么能继续正常生活，继续写作？”在法农看来，萨特在谴责法国方面做得还不够。法农给波伏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分别很久之后依然记忆犹新。跟法农握手时，波伏瓦“似乎触碰到了吞噬着他的激情”，一种他与他人交流的“火焰般的激情”。[41]

那年秋天，萨特为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写了序，波伏瓦为吉塞勒·哈利米的一本书写了序，书中讲述了布帕查审判背后的女人的故事。正如波伏瓦批评萨德侯爵逃避现实的恐怖，追求想象的虚幻安全一样，波伏瓦也想让法国政府正视他们自己丑陋的行为。这本书的出版给波伏瓦带来了死亡威胁。

1962年1月7日，在波拿巴街又发生了炸药袭击。这次炸药被误放在五楼——萨特的公寓实际上在四楼——但波伏瓦第二天去看时，发现公寓的门已被毁掉。一个大橱柜消失了，萨特和波伏瓦装在里面的手稿和笔记本被偷了。[42]为了萨特的安全，她的母亲一直住在一家旅馆里。到了1月18日，萨特被圣日耳曼公寓的房东赶了出来，于是他搬到了第14区布莱里奥特码头110号。[43]

到了2月，波伏瓦对贾米拉·布帕查的立场引起的反应，使她意识到自己的公寓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大学反法西斯阵线的一些学生留在波伏瓦身边守护她。那年春天，波伏瓦参加了反法西斯会议，并参加了抗议国家暴力的游行。在联合国通过了一项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权利的决议后，戴高乐开始与解放党谈判，1962年3月，他们签署了《依云协议》（Évian Accords）——该协议于1962年在法国举行公投并通过。

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全民投票：99.72%的人投票赞成独立。但在6月1日登上飞往莫斯科的飞机时，波伏瓦和萨特对法国拼命坚持殖民主义的做法感到失望，在他们看来，这是国家层面上的“自欺”。萨特在1956年写了关于匈牙利的文章后，惊讶地收到了苏联的邀请。但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正在解冻。斯大林的暴行受到谴责。厚重的西墙在逐渐变薄吗？

萨特和波伏瓦到达莫斯科之后，他们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苏联人在听爵士乐，读美国小说。赫鲁晓夫甚至允许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出版。苏联作家联盟为萨特和波伏瓦提供了一名导游，列娜·佐妮娜[44]，她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事实上，她希望翻译波伏瓦和萨特的作品。没过多久，萨特就遵循了他的传记作家所总结的不成文的规律：“萨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陷入爱情。”果不其然，萨特爱上了佐妮娜，而且是深深地爱上了她。[45]

萨特在见到佐妮娜后又活过来了。他每天给她写信，她也回信，但由于苏联的审查，他们不能使用邮政系统。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依靠信使来传递信件，忍受长时间的等待无法沟通。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求爱方式，萨特告诉了佐妮娜他的“巡回生活”（他现在称之为他生命中的女性轮换），对此，佐妮娜并不在意。他仍然每周见万达两次，还有埃弗利娜、阿莱特·埃尔凯姆和米歇尔。佐妮娜为什么要相信萨特会有时间和注意力在她身上呢？那年12月，萨特和波伏瓦飞到莫斯科和佐妮娜一起过圣诞节，还去列宁格勒看了极昼。作为作家联盟国际委员会的一名雇员，佐妮娜是苏联政府的官方代表。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萨特和波伏瓦9次前往苏联。

20世纪60年代早期，萨特开始远离存在主义，它开始被视为一种时代下的哲学产物。20世纪50年代末，萨特写道，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在20世纪60年代，他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人批评过于关注意识主体，而对无意识关注不够。[46]萨特的哲学光芒正在衰落，而女权主义者对波伏瓦的兴趣却在上升。在波伏瓦60岁的时候，她很擅长使用颠覆性的文字，并熟练地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