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半开玩笑地说：“我竟然为他做饭。”也没有什么食材，只有一些火腿、香肠等罐头食品。有时候，博斯特会带来新鲜的食物和饭菜。[29]

波伏瓦没有在对弗朗西斯·让松的审判中作证，但是她很快就为另一个案件提供了支持：对贾米拉·布帕查的审判。贾米拉·布帕查是阿尔及利亚人，“解放阵线”的一员，曾被法国士兵残忍地折磨，包括性虐待。许多阿尔及利亚女性也像她这样被强奸和折磨。但是布帕查愿意作证——她得到了突尼斯裔律师吉塞勒·哈利米的支持，哈利米曾参与到了对“解放阵线”许多战士的审判案件中。哈利米要求见波伏瓦，并告诉了她布帕查的故事。像她的许多同胞一样，布帕查加入了独立运动，并利用法国人对北非女性“传统”和“被动”的刻板印象掩护自己，帮助地下网络。阿尔及利亚女性被认为是不关心政治的。但在1956年11月和1957年1月，布帕查在阿尔及尔放置了炸弹。她被发现遭遇了逮捕、拷打和审判，这些遭遇让她质疑法庭的合法性。

哈利米说服布帕查起诉法国当局，因为她遭受了酷刑。波伏瓦会公开支持她吗？后果可能会很严重：布帕查可能被判处死刑。波伏瓦同意以她力所能及的最有力的方式支持布帕查——用文字。波伏瓦为布帕查写了一篇辩护文章，并帮助成立了为她辩护的委员会。他们的目的是公开这件事，并借此揭露法国人在战争中的可耻行为。波伏瓦的文章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她写道，关于这桩丑闻最令人反感的是，人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了。人们对别人的痛苦如此漠不关心，对此我们怎能不感到震惊呢？

1946年，波伏瓦写了一篇关于罗贝尔·布拉齐亚克审判的文章；然后法国人要求为这个背叛了法国价值观的通敌者伸张正义。1960年，波伏瓦描述了同一国家的行动：“男人、女人、老人、儿童在突袭中被枪杀，在他们自己的村庄被焚烧、枪杀、割喉、剖开内脏；在拘留营中，整个部落都在挨饿、受冻、挨打、感染流行病。”波伏瓦说，每个法国人都参与了这种酷刑，这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吗？很多人对此表示否定，这让波伏瓦看到了更多的希望。比安卡·朗布兰也加入波伏瓦的宣传中，她们的友谊也因此加深了。[30]

1960年10月25日，波伏瓦回忆录的第二卷《盛年》出版了。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评论家认为，波伏瓦以自己的生活为主题写出了最好的作品。卡洛·莱维称其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在这篇文章中，评论家称赞波伏瓦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萨特：“你揭示了一个没有被正确理解的萨特，一个与传奇的萨特截然不同的人。”波伏瓦回答说，这正是她想做的。起初，萨特不想让波伏瓦写他。但是，“当他看到我真实地谈论他时，他就放手让我写了”。[31]

我们从现在回看过去，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波伏瓦会在这部自传里“简化”她和萨特的传奇故事。[32]奥尔加似乎仍然不知道波伏瓦与博斯特长达九年的恋情，但波伏瓦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保护奥尔加、博斯特还是她自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波伏瓦与女性的关系，除了考虑到自己和那些与她有过亲密关系的女性的隐私之外，《第二性》受到的非议也让波伏瓦明白了坦白一切是不明智的。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原因需要考虑——尽管在几年之后的1970年法国才通过关于私人生活的法律，但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仍然有效：“任何人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受到任何干涉，他的荣誉和声誉不得受到攻击。人人有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奥尔加、纳塔莉和比安卡都过着各自的生活：她们仍然是波伏瓦的朋友，至少比安卡是这样，我们知道波伏瓦承诺过永远不会透露比安卡的身份。

考虑到波伏瓦经常被指责为假正经或者不诚实，我们应当记住波伏瓦从来没有向她的读者承诺过自己要坦白一切。波伏瓦隐瞒一些事情可能是出于谦虚、隐私或恐惧，或者仅仅是为了遵守法律。但也有可能，她以这样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是因为她想要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不想因为故事的主人公而让大家误解了她要表达的意思。

评论家称赞波伏瓦的自传是她最好的作品，但女权主义者则因此怀疑：是不是因为波伏瓦写的东西更传统、更女性化？是不是因为它让读者前所未有地接触到让-保罗·萨特隐藏的一面？这种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名士风流》是波伏瓦最成功的小说，也被认为是她最具自传性质的小说。但是波伏瓦被称赞是否是因为写了更女性化的作品呢？考虑到波伏瓦已经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是不太可能的：之所以选择用这种形式来写作，是因为一个女人写她与“一个伟人”的生活要比表达她的政治和哲学观更合适。毕竟，这一结论与波伏瓦的政治和哲学观背道而驰。

波伏瓦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忘记那些没有机会接触文化的人。这意味着写一些他们能读懂的东西——通过故事给他们的大脑输入新的可能性。不管波伏瓦是否有这样的想法，这本回忆录吸引了一批新的读者。《盛年》还没上架就卖出了4.5万册，上架第一周又卖出了2.5万册。[33]太不可思议了！12月，她给阿尔格伦写信时，这本书已经卖出了13万册。[34]

波伏瓦在这本书中写道，她“不是一个哲学家”。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哲学体系的创造者，她不像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或萨特那样。这句话被翻译成英文时，将波伏瓦对哲学体系的拒绝描述为“精神错乱”，因为这些哲学体系做出了对生活不公的普世主张，而“女性天生就不倾向于这种迷恋”。[35]这些说法让波伏瓦的英语读者感到困惑：她不是一个哲学家，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偏偏是她，对女性做出了如此大的概括呢？事实是，不是波伏瓦，而是她的英文翻译导致了这种误解。波伏瓦用法语写的是，哲学体系源于人们的固执，他们希望在自己粗略的判断中找到“万能钥匙”。波伏瓦说，“女性的境况”不会使人倾向于这种固执。英文翻译体现出了波伏瓦的质疑，但漏掉了原文中微妙的讽刺意味。[36]

到目前为止，波伏瓦几乎从未想过她是如何被当作萨特的衍生替身而遭到摒弃，以及被那些不理解她的既得利益者所误解的。所以波伏瓦直截了当地说：她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门徒，她不满足于发展、整理或批评别人的观点，只想要进行自己的思考。在《盛年》里，波伏瓦直言不讳地问道：一个人怎么能“容忍成为别人的追随者”？波伏瓦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她在生活中有时确实“默许”了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波伏瓦并没有放弃在学生日记中所说的“思考生活”，她决定用文学来思考生活，因为她认为文学是在她自己的经历中传达“原创性元素”的最好工具。[37]

由于这段话的英文翻译经常被解释为波伏瓦内化了性别歧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强调，不被冠以“哲学家”头衔的原因并非只有身为女性。事实上，以这种方式阅读波伏瓦的故事使我们没法看到她否认自己哲学家身份的哲学层面的原因。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曾否认哲学家这个头衔，包括阿尔贝·加缪，他批评哲学过分夸大理性的作用，还有雅克·德里达。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把波伏瓦硬塞进“女人能成为什么，不能成为什么”的单一维度中，哲学能成为什么和不能成为什么的问题也很重要。

对波伏瓦来说，无论她是19岁还是50多岁，哲学都必须用生活去实践。现在波伏瓦的观点是，致力于他人的自由意味着参与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