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作品并发表评论。第一次见到朗兹曼时，波伏瓦觉得自己没有做好进入“老年”的准备，她觉得朗兹曼的存在让她能够躲避衰老。但不管怎么样，波伏瓦的确是年纪越来越大了，所以她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还有力气憎恨它，但不再绝望了。”[15]在波伏瓦把她回忆录的第二卷交给出版商之后，她回到国家图书馆开始写下一部分。她已经在《名士风流》里写了很多，但她觉得小说不像自传那样能够表现出生活的偶然性。小说被雕琢成一个艺术的整体；而人生在世，风云变幻，没有任何规律可言[16]。

1959年秋，波伏瓦继续写她自己的书，并花了几个小时研究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17]波伏瓦为计划生育和节育方面的书写序言——她开始成为这些问题的重要发言人。波伏瓦为一本名为“爱的巨大恐惧”（The Great Fear of Loving）的书写序，她在开篇问：“其他女人是怎么做到它的？”这里的“它”指的是避孕。波伏瓦的序言挑战了乐观派的主张，即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权利和可能性。但实际上女性仍然不能合法和安全地控制生育。波伏瓦问道：“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如果怀孕带来的沉重负担随时袭来，你怎么能事业有成、建立幸福的家庭、快乐地养育孩子、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呢？”[18]在这个冬天里，波伏瓦重新发现了音乐：白天写够了之后，她晚上就在长沙发上喝杯苏格兰威士忌，听听交响乐。波伏瓦和萨特经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一起哀叹因年龄增长而减弱的好奇心。波伏瓦和萨特现在收到很多周游世界的邀请。萨特一想到要屈从于任何事情就退缩了，所以为了让自己安心，他接受了去古巴的邀请。1960年2月中旬，他们离开法国去古巴；巴蒂斯塔一年前被驱逐，古巴和美国的关系紧张。萨特和波伏瓦想知道革命为古巴人民带去了什么。他们花了三天时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起，并在哈瓦那的国家剧院观看了萨特的戏剧《恭敬的妓女》（The Respectful Prostitute）。[19]卡斯特罗带波伏瓦和萨特去哈瓦那观看欢乐的人群、甘蔗和棕榈叶。那里的气氛充满希望，甚至是欢快的，萨特称之为“革命的蜜月期”。[20]

当波伏瓦2月20日从古巴回来时，纳尔逊·阿尔格伦正在她的公寓里。波伏瓦害怕见到阿尔格伦，1956年5月，《名士风流》在美国出版，与此同时，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也出版了，媒体一直在纠缠他。阿尔格伦在公开场合和《时代》杂志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他很生气，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有足够的东西要写，无须拿自己的私生活来作为材料。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段例行公事的关系，而她却把它搞砸了”。[21]然而，在私下里，阿尔格伦为自己说了这些话而向波伏瓦道歉——他想再来巴黎见波伏瓦。[22]阿尔格伦这次来情绪低落：他和前妻再婚了，但他们的婚姻再次陷入了低谷。阿尔格伦告诉波伏瓦，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日子；但他还是不愿离开芝加哥来到巴黎，波伏瓦也不愿离开巴黎去到芝加哥。阿尔格伦觉得他已经失去了那些赋予他写作能力的东西。

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因为阿尔格伦之前同情共产党而拒绝给他护照，所以他不能去巴黎。但是波伏瓦鼓励阿尔格伦不要放弃写作，他是对自己太苛刻了。她说：“你内心的微光不会消逝，永远不会。”[23]在那之后的几年中，他们按照美国和法国的节日习俗交流——阿尔格伦寄圣诞卡给波伏瓦，波伏瓦寄新年祝福给阿尔格伦。

1959年7月，阿尔格伦终于拿到了护照。他给波伏瓦写了更多的信，给她寄去了一包又一包的书，并计划着去看她，在巴黎住上6个月。所以，1960年3月，当波伏瓦从古巴回来按响自己家的门铃时，阿尔格伦开了门。波伏瓦的目光落在了阿尔格伦的脸上，她没有看到时间流逝的痕迹，只看到了阿尔格伦。年龄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彼此亲密的感觉，“就像回到了1949年最美好的那段日子”。[24]

阿尔格伦刚从都柏林来，他和波伏瓦分享自己在爱尔兰迷雾中的旅行，以及他对美国政治希望的幻灭。阿尔格伦最后一次来访是在《第二性》出版时。波伏瓦的生活现在更安静了，所以他们一起在维克多·舍尔歇大道和“大家族”一起度过时光：奥尔加和博斯特，萨特和米歇尔（他们又在一起了），还有朗兹曼。

在巴黎，阿尔格伦和波伏瓦早上在她的公寓里一起工作，而到了下午，波伏瓦会像往常一样去萨特家。他们走到布赫里街，重温过去，晚上在疯马酒吧和脱衣舞夜总会度过，在那里，阿尔格伦对男女脱衣舞者的出现感到困惑。他们一起旅行，去了马赛、塞维利亚、伊斯坦布尔、希腊、克里特岛。

1960年春，波伏瓦收到了一封来自雷恩的毕业学生的信。她的名字叫西尔维·勒·邦。西尔维1941年出生于雷恩，她喜欢哲学，也很欣赏波伏瓦的作品，所以她写信来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波伏瓦回信了，几个月后西尔维·勒·邦来巴黎时，波伏瓦带她出去吃饭。西尔维想去巴黎高师学习，后来她在那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成为哲学专业的一名优秀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尔维·勒·邦逐渐占据了波伏瓦生活的中心位置。

8月，波伏瓦和萨特飞往巴西，阿尔格伦留在她的公寓里，一直待到9月。波伏瓦从里约热内卢给阿尔格伦写信，并且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定期给他写信。波伏瓦对阿尔格伦的称呼回到了他们最初的亲密：他是她心中“颠覆性的野兽”。波伏瓦和萨特获得了荣誉，并受邀做了几次演讲和采访。8月25日，她在国家哲学学院做了一次演讲，主题是“西蒙娜·德·波伏瓦谈女性的状况”。9月初，她接受了两次采访，采访内容都发表在《圣保罗报》（O Estado de Sao Paulo）上。10月，波伏瓦和萨特花了一些时间进行私人旅行。波伏瓦在亚马孙河畔的马瑙斯生病了，后来因疑似伤寒在累西腓的一家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即使他们不在法国，波伏瓦和萨特的行为也引起了轰动。1960年8月和9月，波伏瓦和萨特都签署了《121人宣言》（Manifesto of the 121），要求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并在《摩登时代》杂志上公开发表。[25]在波伏瓦和萨特离开巴西回法国之前，朗兹曼打电话告诉他们萨特飞到巴黎可能会不安全。除了签署宣言，萨特还提供了一封为弗朗西斯·让松辩护的信，后者正因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而受审。[26]他被控叛国罪，5000名退伍军人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高喊“射杀萨特”；宣言的签署者中有30人被控叛国罪，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还有人被威胁要坐牢。

1960年9月6日，在巴西圣保罗的一场签售会。

萨特和波伏瓦立即改签了航班，博斯特在巴塞罗那接应。他们驱车前往巴黎，朗兹曼在城外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僻静的小路进入巴黎。[27]波伏瓦在11月回到巴黎后，并没有收到阿尔格伦的来信。

萨特收到了死亡威胁，朋友们担心他和波伏瓦待在家里会有危险。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萨特和波伏瓦分别住在一个同情他们的朋友布提里耶的大公寓的两个房间里。[28]这是波伏瓦和萨特唯一一次这样共同生活。在11月16日写给阿尔格伦的信里，波伏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