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感觉被欺骗了

1958年底，波伏瓦60岁，克洛德·朗兹曼离开了她。关于这段感情的结束，波伏瓦没有太多记录。在《给萨特的信》（Letters to Sartre）中，以1958年为界，之后只在1963年有一封信；萨特出版的信件也有一段空白——我们知道，他们直到1963年才开始用电话交流。[1]在这段时间，波伏瓦给阿尔格伦的信件里只提到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回归单身生活”。[2]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的叙述也很简短，她说，他们“渐渐疏远”，“分离是件困难的事”。[3]我们从朗兹曼那里了解到，他们在分开后给了彼此一些空间，开始重建一种不同的友谊。朗兹曼回忆道：“我和海狸（波伏瓦的昵称）之间从未有过一丝痛苦和怨恨，我们一如既往地经营着这份刊物，一起工作，一起做宣传。”[4]

波伏瓦和朗兹曼一起去见约瑟芬·贝克，之后，她再次被年龄困扰：她能从贝克的脸上看到她自己皱纹的影子。那年，波伏瓦在杂志《时尚先生》（Esqui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碧姬·芭铎和洛丽塔综合征”（Brigitte Bardot and the Lolita Syndrome）的文章。[5]波伏瓦当时读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她被碧姬·芭铎在美国和法国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所震撼。芭铎的电影《上帝创造女人》（And God Created Woman）在法国票房收入甚微，而在大西洋彼岸却赚得盆满钵盈。波伏瓦认为，法国人之所以对碧姬·芭铎不感兴趣，不仅仅是因为法国人假正经（因为，“把肉体等同于罪恶”对他们来说并不特别）。

波伏瓦说，重要的不是真实的碧姬·芭铎，而是银幕上那个虚构的她。波伏瓦认为导演罗杰·瓦迪姆通过引入一种新的情色，让对女性的谬论在时代变化的挑战中生存下来，重新创造了“永恒的女性”。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减少了。成年女性和男性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她们可以工作，拥有投票权。所以拍电影的“梦想商人”们不得不即兴发挥：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夏娃，把“诱人的果实”和“蛇蝎美人”结合在一起。男人们现在发现，成熟的女人能够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所以男人们不得不调整自己，把焦点转移到没有挑战他们性别成见的年轻女人身上。波伏瓦注意到《洛丽塔》的女主人公只有12岁；瓦迪姆的一部电影里的女主角是个14岁的女孩。波伏瓦将年轻女性被色情化归因于男性不愿意放弃他们作为“主子和主人”的身份幻想。他们仍然希望把女人看作东西——“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用担心她的思想、心灵和身体”。

波伏瓦认为整个社会对于性的态度都很做作，人们喜欢瓦迪姆试图“把性爱拍得很接地气”。但瓦迪姆做得太过火了：他把性物化了。[6]瓦迪姆把身体降低为视觉消费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定义一个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性；我们的身体有历史，我们的情爱生活在情境中展开——这些情境包括我们的情感和思想。波伏瓦写道，出于某种原因，“如果男人怀里抱着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玩偶，而是一个正在打量他的有意识的人，他会感到不舒服”。[7]

波伏瓦的《碧姬·芭铎和洛丽塔综合征》批判了女性的性自主权是如何被剥夺的，也批判了男性仍然追求对女性的“主宰和控制”而不是平等互惠地相爱。尽管波伏瓦在这篇文章里做出这些批评，然而这篇文章却还是常常被误读。甚至在2013年，《纽约时报》还在引用波伏瓦的这篇文章，并认为她是在宣扬年轻人的性解放，在为追求“洛丽塔”的人辩护，可以和吉米·萨维尔和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亨伯特同日而语。任何通读过这本书的人如果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都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这颇具讽刺意味，毕竟，波伏瓦的观点是，男人不喜欢女人打量他们，也不喜欢具有欲望的女人。所以男性转而在梦里及影视剧里去选择更年轻的女性，以此来逃避面对那些信心十足的女性，因为这些女性能够自由地凝视男性，并说出自己的想法。波伏瓦被这样误解的事实让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把波伏瓦塑造成一个对消费“洛丽塔”既无保留也无悔意的性放荡者，这对谁有利呢？

被一个有意识的人打量和审视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自我打量、自我审视也会让人不自在——波伏瓦仍然在犹豫如何处理她自传的第二卷。1959年1月，波伏瓦告诉阿尔格伦，她不想在“这样的法国”写作。[8]1958年，波伏瓦因为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感到不安——1946年之后她就没有再写过日记，现在她要重新拾起这个习惯。[9]

1959年5月，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从20多岁到30多岁，再到现在的50多岁，她一直“对5岁的那个女孩心怀感激，并要求宽恕”。波伏瓦想，她的生活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和谐”。波伏瓦在做另一个“评价”，在“本质”的标题下，她问了一个困扰她几十年的问题：爱意味着什么？让她感到困惑的是，有时她更喜欢萨特，“他的幸福，他的工作，而不是我自己的”：


难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爱变得很容易？对我来说，对那些爱你的人来说，去爱是最容易的吗？……这是真正的关键，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问题和关键之处。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也没有质疑过自己。如果有人对我感兴趣，我会视他为天意：这是唯一的问题。[10]


即使是先驱者也要走很多弯路才能发现原来尽头是死胡同。在波伏瓦写给情人的信中，她使用过一些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用来描述他们与上帝结合的感情洋溢的语言来形容她与情人的关系：“完全的结合”（与朗兹曼）、“我的绝对”（与萨特）。但是，没有人能填补这个被上帝空出来的地方：波伏瓦希望有人用纯洁的爱的凝视来彻底地看她——从出生到死亡，或者从第一眼到最后一口气。尽管如此，51岁的波伏瓦已经多次做出当年21岁的自己做过的选择，她再次决定：“萨特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11]

波伏瓦和萨特又在罗马一起度过了一个月；萨特现在好多了，他完成了一年前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剧本。一天晚上，他让波伏瓦读最后一幕。他们俩从不避讳讨论彼此的工作，波伏瓦确实不喜欢萨特的这部作品。每当波伏瓦对萨特的作品感到失望时，她首先试图说服自己不喜欢它是错误的。这使波伏瓦感到恼怒，使她更加坚信自己是对的。那天晚上在桑塔斯乔广场，萨特来找波伏瓦时，她的心情很不好，她感到很失望。萨特修改了剧本，把最后一幕变成了父子之间的对话——波伏瓦认为这是剧中最好的一幕了。[12]（该剧上演之后，人们对该剧的反应比萨特预想的要积极得多；收到评论后，他给波伏瓦写信说：“非常感谢，我亲爱的，非常感谢。”[13]）

现在米歇尔·维安已经不在了，萨特把米歇尔的时间重新分配给了另一个年轻的女人：阿莱特·埃尔凯姆。阿莱特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从周日的两个小时增加为每周两个晚上。阿莱特和萨特之间有过短暂的性关系，但总的来说，萨特对她的感情与其说是激情，不如说是父亲般的感情。不久之后，阿莱特成了萨特的假日伴侣。1959年9月，萨特离开波伏瓦来到米兰，与阿莱特一起旅行，但萨特与波伏瓦保持着书信联系，向她保证自己没有喝太多酒。[14]

一个星期后，朗兹曼以朋友的身份来见波伏瓦。他们在曼顿待了十天，朗兹曼在那里阅读波伏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