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天性：

每逢遇到说不上话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一种命令的姿态来掩饰尴尬：在会议开始时环顾四周，仿佛要代表所有人一般，以坚定的语气对会议主持人说：“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的成功策略引发了我的思考，因为我在占支配地位的雄性黑猩猩身上也见到过同样的行为，那些姿态、面部表情以及特意选定的视线范围都极为相似。

尽管如此，社会心理学家也发现，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情况，遗传性的非语言信号在具体细节上还是存在很大变化。2015年，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宝拉·玛丽·尼登舍尔（Paula Marie Niedenthal）和玛格达丽娜·瑞驰洛斯卡（Magdalena Rychlowska）领导的一个跨国心理学家团队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通过微笑进行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研究对象所居住国家的开国元勋的多元化程度。以表达友好为意图的微笑，而不是以表达进攻或竞争为意图的微笑，在开国时多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更加常见。

在与陌生人互动时，微笑的展露令人感觉可以放心地信任对方，并与其共享资源。此外，观察到伴随着合作行为而产生的微笑，可以增加人们在未来采取合作行为的可能性。谈判地位则是另一回事。在日本等同质文化中，这种类型的社会互动非常复杂，甚至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为这类社会的长期群体稳定性创造出了一些条件，促成了固定等级的发展。在类似的环境中，微笑则表示成员间的互动不会影响到社会秩序，而笑容中的某些特定特征，能传达嘲讽、批评等显示自身优越地位的信息。

回到生物学的话题上，与生俱来的信号带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而这些多样性则成了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基本过程之中的一部分：自然选择实现的进化所塑造的天生特征，其多样性范围越来越小，类型越来越固化。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这个概念，是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马克·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于1896年首次提出的，当时的说法是叫“鲍德温效应”。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与天性的进化起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本质上讲，有这样一条原则：当习得行为的某个变体被证明是有利的，而且经常重复，那么形成该习得行为变体的突变（而非忽略该变体的突变）的出现频率就会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新的特征也会变成固定特征。

蚂蚁和白蚁的社会等级是对“鲍德温效应”的完美诠释。达尔文也曾对这些昆虫痴迷不已。达尔文在位于唐斯的自家花园中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观察着那里的蚁丘，默默地思考。据说，达尔文家的一位女仆说到此事，还提到了住在附近的小说家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真可惜达尔文先生整天无事可做，要是能像萨克雷先生那样多好。”

事实上，达尔文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当时满脑子都是解不开的谜题，比萨克雷在写作过程中因情节和悬念的构思而陷入僵局时的挣扎要严重得多。达尔文注意到，蚂蚁身上的某些特质似乎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相矛盾，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彻底推翻进化论。他知道，典型的蚂蚁巢穴中主要有蚁后及负责整个巢穴日常运转和所有劳动的大量雌性工蚁，即便有几只雄蚁也是匆匆过客。而达尔文的困惑是：工蚁不会繁殖，几乎没有生育能力，而某些物种的工蚁甚至连卵巢都没有。如果工蚁不能繁殖，无法将自身从解剖学和行为学上的奴性传承下去，那么这些特征又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而得到进化的呢？终于，达尔文构思出来的答案被后世证明是正确的（达尔文基本上没犯过什么错）。

达尔文推断，巢穴中的所有雌性成员都具备相同的遗传特征。每一只雌性会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发育出何种特殊的身体结构和行为特征，是会成为蚁后还是工蚁，取决于它的成长环境。在蚂蚁从小小的肉球一样的幼虫长成伸着6条长腿、触须活灵活现的成虫的过程中，得到的食物的数量与质量十分关键。在14 000种已知蚂蚁物种中，决定蚂蚁成长为哪个阶层的具体细节因素可谓千差万别。但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这种发展被证明有着以遗传学为基础的线性规律。研究人员解开的一个代码有着这样的规律：如果一只幼虫在某个特定年龄段发育到一定的大小，其发育将在下一个关键点到来之前继续不间断地进行，最终成为一只新蚁后，拥有全套的翅膀和卵巢。而如果幼虫没能及时在关键点达到合格的大小，那么本应长成翅膀和卵巢的身体组织发育就会停止，最终成为工蚁：没有翅膀，没有生育能力，个头也比新诞生的姊妹蚁后小得多。同时，生活在蚁穴中的所有成员在遗传基因上都是完全相同的。

人类之中的阶层定位多种多样，其形成是通过动态规划的遗传形式实现的，存在于心理学家所谓的“先备学习”之中。这一现象存在于人类本能和天性的基础之上。而当我们将天性以某种富有创造力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就形成了人文的核心。

关于先备学习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人对蛇的恐惧。这种恐惧与看到龇牙咧嘴的恶狗或近在咫尺的闪电所体验到的寻常恐惧和警惕完全不同，而是五脏纠结，反感到令人瘫痪的极端恐惧。而孩子可以习得喜欢上蛇这种动物，可以像抱宠物一样无所畏惧地抱着蛇到处走。我也做过这样的事，还因此在亚拉巴马州布鲁顿的米勒高中赢得了“威尔逊蛇人”的绰号。布鲁顿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小城，也是我的小说《蚁丘》中克雷维尔城的原型，这里有一支屡战屡胜的橄榄球队，而且只有一位常驻于此的爬虫学家——我本人。我特别喜欢向别人展示，当蛇习惯人的触摸时，它们会盘踞在你的手上休息，或是全无害人之心地钻到你的衣服里，可能是想找一找里面有没有老鼠或青蛙之类的猎物。它们的皮肤摸起来有一种皮革的质感，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黏糊糊的。它们忽隐忽现的舌头是伤不到人的嗅觉器官，而非毒飞镖。

但如果孩子被蛇吓到过，只要有过一次，吓到了一点儿，哪怕只是看到了可怕的蛇的图片或故事，或是看到地上有圆柱体的东西在扭而误以为是蛇，那么这个孩子就很有可能从此产生对蛇深恶痛绝的情绪，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一辈子走不出来、反应强烈、无法控制的恐惧症。

换句话说，“蛇恐怖”这种现象看起来很像本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的确如此（如果用上本能一词的传统意义）。但是，对蛇的反感同样也是习得的，而且很容易快速精准地为人所习得。那么，这种对蛇避之不及的本能有着怎样的终极因呢？很明显，答案就在于人类及前人类祖先在成百上千万年的历程中，因与蛇遭遇而面临的致命危险。只有一小部分的蛇是有毒的，但那少数几种蛇却是生存于地球表面最具危险性的动物之一。蛇咬致死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地方是东南亚，那里生活着响尾蛇、蝰蛇、眼镜蛇和金环蛇。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可能就是在鲁塞尔氏蝰经常出没的地方采茶。这种蛇个头很大，非常凶悍，一咬致死，而且还很不容易被发现。在全球的热带和温带地区都有毒蛇分布。即使在芬兰和瑞士，也发生过致命的蛇咬事件。

其他一些具有潜在危险的动物，也像来自久远地质历史中的鬼魂一样纠缠不去，在我们身上形成了遗传恐惧症。对于蜘蛛的本能恐惧我也有一点，而且一直没能完全消除。蜘蛛恐惧症的敏感期从3岁半开始，延续整个童年。对于6～8岁的孩子来说，对昆虫的恐惧一般会比年长一些的孩子更甚。对体型更大的动物的先备恐惧，一般在5岁之前不会出现。但对于狗（因为远古时期狗便是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