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重振哲学：迎接第三次启蒙

地称为“对有机体的感觉”。

由于科学知识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发展趋势，根据学科不同，每过10～20年科学知识便会翻一番，因此，学科内部的专业数量不断增多，而与此同时，专业的覆盖范围却在不断缩小。记得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的我还是一名研究生。那个时候，一篇生物学原创研究报告会有1～3名作者。由詹姆斯·沃森(6)（James D.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创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1953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是第一篇对DNA双螺旋结构进行描述的文献。这篇文章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典型作品，科学家要么独立工作，要么结成小团队，机会摆在所有人面前。而如今常见的情况则是规模比以往大得多的团队，一篇文章上有几十个作者署名的现象并不罕见。在某些学科，例如对某个重要物种的完整DNA进行描述的文章，作者署名的数量可能会超过100个。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现代生物学的英雄时代，总有少数几位为人所传颂的先锋人物克服极大挑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所激发的群情振奋，从流行文化中便可见一斑。1953年原版电影《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中，被包裹在巨大陨石中的外星飞船对地球发动袭击，目标就在南加州。当一群当地人站在陨石坑的边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安·鲁宾逊（Ann Robinson）饰演的一位年轻教师，带有20世纪50年代所特有的那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女性甜美气质，对吉恩·巴里（Gene Barry）所饰演的访客说道：“那儿有一位来自太平洋科技大学的科学家，他会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同样的场景发生在今天，那么这段话就会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马上就到，他们会想办法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与人文学科的情形一样，必要的专业细分化已经让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进入到越来越小的研究领域。许多学科的先进科技和技术语言，在其他学科的专家看来，至多只能理解其中一部分，即使两个学科密切相关也是如此。

未来会不会出现知识分子的英雄年代？我敢肯定，一定会，而且很可能出现在将科学发现和人文创新与思考融为一体的全新边界学科之中。这样一个英雄年代会显现出多重维度。在我们的感官范围之外存在着无限的创意艺术潜质。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将之前无法令人感知到的东西，转移至人类意识范围内那个有限的视听世界？同时，进步也将来自人们对人类意识生物学起源日渐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将使得史前史与历史连为一体。最后，进步还会来源于人们对将文化塑造成型的进化大熔炉的深入理解。文化的塑造过程总是缓慢而痛苦的，而动物本能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人类自我理解的哲人之石，是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的关系。人类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身体构造，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行为方式？直到如今，也就是雅典阿古拉时代的2 500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去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行为是天生本能，有些是通过先天遗传的学习能力获得的，而另一些则是文化发明的产物。从深刻的理解角度来看，整个过程不过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一个阶段，不能将眼光局限于当代人类的境况。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也需要以更坦白的态度去探讨的一个哲学话题是，一直被刻意视而不见的宗教组织。更确切地说，由科学与宗教的融合体所带来的对人类境况的理解，受到了超自然创世故事的干扰和限制，而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世故事。对神学宗教中崇高的精神价值进行接纳和分享，相信神的存在和来世的存在，是一回事；而接纳某一特定的超自然创世故事，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对创世故事的信仰，能给人以成为某部落成员的安全感。但我需要在此强调，并非所有的创世故事都是真实的，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创世故事同时都是真实的。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创世故事都是虚构的。每一个故事都只能靠盲目的部落信仰来支撑。

宗教研究是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将宗教作为人性的一种元素进行研究，也应对基督教圣经学院和印度教学校所酝酿而生的进化进行研究，但不应从其特定创世故事所定义的信仰角度出发。

与此同时，因为人类在全球数字化世界中依然被动物情绪所控制，因为我们为自己是谁、想要成为什么样子这两个问题矛盾纠结，因为我们被信息所淹没的同时又缺乏智慧的滋养，所以我们应该将哲学重新抬升到备受尊敬的高度。而这一次，哲学将作为人文化科学和科学化人文的核心。

这样的重建工作何时才能得以实现？我们需要记住，在西方文明中，哲学在历史上的两次创意大爆发时期都经历过辉煌。每一次创意大爆发的持续时间都在150年左右。安东尼·戈特利布（Anthony Gottlieb）在介绍现代哲学发展史的《启蒙之梦》（The Dream of Enlightenment）一书中对其本质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描述：

第一个哲学的辉煌年代，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雅典时代，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第二个哲学的辉煌年代发生在北欧，出现在欧洲宗教战争和伽利略科学的兴起之时，从17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18世纪末。在这段时期，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卢梭和伏尔泰这些著名的现代哲学家，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思想。

为启蒙运动打下基础的哲学的第二次繁荣，于19世纪早期销声匿迹。当时，科学没有达到自身的宏伟预期，而人文本身又无法承接额外的负担。如今，21世纪哲学领域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对权威的极大尊重。针对当前问题发表的评论，大多来自人文和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当今哲学的真正局限性不在于著者逻辑的冲突，而在于因对科学的忽视而产生的无条理性。这一点让人感觉颇为奇怪，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被名正言顺地称为“科学年代”，而科学的定位是要与人文相融合的，从而重燃启蒙运动的精神。我认为，两者在共同探究的基础之上可以最终解决哲学上的重大问题。现在是时候再次坦率而信心十足地提出历史上的那些重大问题了。

在基础层面，我们需要对人类存在的意义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去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不是从未出现过，为什么之前地球上从未存在过与人类哪怕有一点相似的物种。我们要去寻找的“圣杯”是意识的本质，我们要去探索意识如何起源。而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与扩散，也是同样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一个更窄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如何解释两种性别的存在。如今社会普遍接纳的性取向范围是什么？性最开始的时候为何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单性繁殖，或仅仅是从身体上长出个后代来，那么生命就会变得简单许多。这些问题不是聚会上或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也不是智力游戏，更不是锻炼逻辑思维的练习题，而是在历史长河中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关于死亡，我们必须慎重思考，不仅要去思考我们如何在年老时死去，而且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年老时死去，为什么我们被基因程序设置了成长与衰老的精确时间表。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去定义人类。我们能否从市场上购买到化学原料，并利用这些原料构建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