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二天早上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当天的各种会晤，我推说临时出现了一些情况。其实，那一天我是想在纽约继续了解一些有关我前一天听到的事情。
　　有两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第一，肖夫曼到底出了什么事；第二，有无可能了解更多有关韦杰尔撮合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的情况。
　　我首先着手处理第一个问题，我打电话到问讯台查到了离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最近的警察分局的电话号码，我猜想公司会把肖夫曼失踪的消息报告该警察分局，我是在旅馆房间里打的电话。
　　我的电话被转了好几次，最后接电话的是一个态度友好的女人，她说失踪事件是向该警察分局报告的，但是，调查工作是由另一个警察管辖区着手处理的，也就是肖夫曼住处附近的西区第110大街警察分局。我谢过她，离开旅馆，叫了一辆出租车，直驶上西区。
　　幸运的是，那天警察分局相当空闲。更为幸运的是，热情的当值警官是人数甚少的散布在美国各地的亲英派人士之一。
　　“嗨，你是英国人？”他回答我的时候问道。

　　“对，我是英国人，”我说。
　　“欢迎你来纽约，你对这儿印象怎么样？”
　　“噢，我觉得这城市不错，我每次来这儿都很愉快。”
　　“这么说你从英格兰来，是吗？我母亲是英格兰人。她做了一个美国军人的新娘，你是英国什么地方人？”
　　“伦敦。”
　　“噢，是吗？我母亲也是伦敦人。也许你认识她们家什么人，姓罗宾逊。”
　　“恐怕伦敦有不少姓罗宾逊的，”我说。
　　“那是，肯定是的。几年前我去那儿看望过他们，我在那儿过得愉快极了，好了，不扯了。我能为你干点什么？”
　　站在他旁边的警官身材高大结实，他的姓名标牌上写着：“墨菲”二字。他听着我们的谈话，眉头越皱越紧。
　　“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些我的一位大学老朋友的事情，他叫格里格·肖夫曼，四个月前，他在你们警察分局被报失踪，我想了解一下他出了什么事。”
　　“当然可以，请等一下，我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档案。”
　　我等了大约5分钟，那个警察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份很薄的卷宗。
　　“关于他我们的档案资料很少，他是4月20日被报失踪的。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没有尸体，没有空钱夹，没有驾驶执照。他的信用卡一直没有用过，调查已经结束。”
　　“但是，一个人失踪了，怎么可能一点痕迹也不留呢？”我问道。
　　“这是纽约，这儿每天发生6起谋杀案，当然，我们找到了大部分被害人的尸体，但不是全部。”
　　“最后看见他是在哪儿？”
　　警察查阅了一下卷宗。“据报最后看见他是在19日晚7点钟他离开办公室时，他的门房和他的邻居都说没有看见他回到公寓，他孤身独居，就我们所知，没有妻子，没有女朋友。”
　　“他的住址是什么？”
　　那警察瞥了我一眼，微微眯起眼睛。“我想你刚才说你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他说。
　　“是的，对不起。我把他的地址忘在英国了，我有他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所以我来到这儿后便往他工作单位打电话，约定时间吃顿饭。但是，他们告诉我他失踪了，真令人震惊。我非常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绷紧的脸松弛了下来，他给了我地址，那儿与警察分局仅隔两个街区。接着，他说：“我说，先生。无论你花多大力气，你了解不到什么情况的，过去，像这样的案子我见过十几桩，除非被害人的尸体或者物件被人发现并报告警察，否则，你永远也查不出名堂来。不错，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力，而且谋杀案少一些，我们也许会在这个案子上多花一点时间，但是，即便是那样，是否能查出更多的情况，我也表示怀疑。”
　　我思考了一下，他钠话也许是对的。我叹了口气，对他不嫌麻烦帮助我表示感谢。
　　“不用谢，非常乐意帮你的忙。下次再来请我喝杯苦啤酒就行了。”
　　我向他保证我会的，便离开了，心想我真幸运，碰上了这样一位肯帮忙的纽约警察。他那位爱尔兰裔同事一直紧皱眉头，看着我走出警察局。
　　我走过两个街区到了肖夫曼的公寓楼，这是那些边远聚居区中的一幢公寓楼，不时地有一些更具冒险精神的雅皮士渗透进破败的哈莱姆街区。建造于19世纪末，翻修于20世纪末的一幢幢整洁光滑的褐砂石房屋与废弃的仓库和建筑材料商店为伍，混杂一处。街角处是一家朝鲜人开的水果蔬菜商店，店里极其整洁干净，随时准备把货品出售给下班归来的公司职员们，在上午的这个时间，街道上几乎空空荡荡。一个黑人老头沿着人行道曳步而行，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什么。
　　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要想完全弄明白这种聚居区里的活动情况是不可能的。像我这样看着电视上的警匪片和听着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长大的人，很容易把纽约看作白人专业人员和黑人下层社会之间的一个战场，肖夫曼就住在这个战场的中间。现实情况可能要比这表面现象复杂无数倍。但是，作为一个英国人，身穿西装走在臭名昭著的哈莱姆街区外围的街道上，我觉得肖夫曼完全有可能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受害者。
　　肖夫曼住的那幢公寓楼的前厅装饰考究，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门卫，监视着通往电梯的通道。我向他打听肖夫曼，又把我是他英国的一位老朋友的那番话重复了一遍。
　　是的，他记得肖夫曼先生。不错，4月19号晚上是他值班。没有，他没看见肖夫曼先生回来，半夜换他班的那个门卫也没见他回来。对，肖夫曼要是回来过的话，他会记得的，因为他一直在注意着，要把一个包裹交给他。不，那包裹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某个读书俱乐部寄来的一些书。不行，他不能领我去看他的房间，因为里面又有人住了。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公寓，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旅馆。
　　一回到房间，我便嘭地一下子躺倒在床上，两眼凝视着天花板苦苦思索着。
　　看起来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的得分是一个大零蛋，我在纽约只剩下一天时间了，我相信警察的话是对的。要弄清楚肖夫曼究竟出了什么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我仍然坚信，他打电话给本州银行之后这么快就失踪了绝非巧合。一定是有人察觉到他发现了特里蒙特资金公司的债券是个骗局，因此现在他已丧命。
　　这样，还有第二个问题，韦杰尔是如何撮合特里蒙特资金公司债券那笔交易的？他与谁打的交道？用私人配售债券筹集的钱支付到哪儿去了？
　　应该会有一些与这笔交易有关的书面材料，汉密尔顿不久就会在库拉索寻找它的蛛丝马迹，但是，在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也一定会有一些痕迹，伦敦的资料室管理员一口咬定在中央文档系统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档案，当然，也可能全都给扔了。但是，另一方面，空壳公司仍然存在，它仍在支付利息。对了，很有可能韦杰尔在他自己的私人档案中保存着一些有关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