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急剧变化

我在民国六年即一九一七年六月间离美返国，美国正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欧战而忙着动员。离美前夕，心情相当复杂，那晚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赫特莱楼，思潮起伏，一夜不曾阖眼。时间慢慢消逝终于东方发白。初夏的曙光从窗外爬藤的夹缝里漏进房里。清晨的空气显得特别温柔，蔷薇花瓣上满积着晶莹的露珠。附近图书馆前石阶上的圣母铜像，似乎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向我微笑道别，祝她抚育的义子一帆风顺。我站在窗前佇望着五年来朝夕相伴的景物，不禁热泪盈眶。难道我就这样丢下我的朋友，永远离开这智慧的源泉吗？但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

那天下午我在中央车站搭火车离开纽约前往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火车慢慢移动离开车站时，我不住地回头望着挥手送别的美国朋友，直到无法再看到这些青年男女朋友的影子时才坐下。

一位朋友陪我到俄亥俄去看他的朋友。男主人有事进城去了，由漂亮的女主人招待我们。主人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一位掌上明珠。这位黑发女郎明媚动人，长着一张鹅蛋脸，而且热情洋溢，真是人见人爱。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星期，正是大家忙着登记应召入伍的时候。第一批新兵正在集合出发，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营地受训。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母亲们、爱人们、朋友们纷纷向出征的勇士道别，有的拥吻不舍，有的泪流满面，就是旁观的人也为之酸鼻。

作客期间，我们曾经数度在月明之夜划船游湖。湖上遍布着满长金色和银色水仙花的小屿。萤火虫像流星样在夜空中闪烁。鱼儿在月色下跳跃戏水。女孩子们则齐声欢唱。我还记得一支她们喜欢唱的歌：

六月的空气温暖而清新。

你为什么不肯打开你的瓣儿？

难道你怕会有人

悄悄地偷走你的心？

青蛙们也嘶着粗野的歌喉随声和唱，女孩子唱了一支又接着一支，直到晚风带来寒意，大家才意识到夜色已深。于是我们弃舟登岸，在斜泻而下的月色中踏着遍沾露珠的草地回家。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飞逝，两个礼拜的愉快生活旋告结束。我向朋友们道别，搭了一辆火车去旧金山。邮船慢慢离开金门海口时，我站在甲板上望着东方，心里念念不忘在纽约的朋友们。再会吧，朋友们！再会吧，美国！

回到上海时还是夏天。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许多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上海已经追上纽约的风气了。

离开祖国的几年之内，上海的学校也增加了好几倍；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学校的经费都是由私人或中国政府负担的。少数例外的学校是多年以前公共租界当局兴办的。自从这些落伍的学校在几十年前创立以来，租界当局的收入我想至少已经增加百倍。但是还让中国人永远无知无识罢——这样，控制和剥削都比较方便。

年轻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指她们穿了仅到膝头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就是如此。当时中国摩登女子的这种衣服是相当有道理的，从肩到膝平直无华，料子多半是绸缎，长短随时尚而定。这原是满洲旗人的长袍，于清朝进关时男子被迫而穿着的，清朝覆亡以后也被汉家女子采用，因此称为“旗”袍。

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时，你就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从前女人是缠足的。天足运动是中国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进展始终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女儿的足硬挤到绣花鞋里了。

男子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旧没有舍弃长衫，因为大家已忘记了长衫本来就是旗袍。穿着长衫而没有辫子，看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像大家一样穿起长衫来了，因为无论革命与不革命旗袍究竟比较方便而且舒服。谁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的诱惑，这是人情之常。

也有一些人仍旧留着辫子，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不出剪辫子有什么好处。辫子已经在中国人头上养了两百多年，就让它再留几百年也无所谓。任何运动中总不免有死硬派的。

在美国时，我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现在回国以后，我把办法刚刚颠倒过来，喜欢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有时我碰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其实我说“当狗一样踢骂”是不对的，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踢过狗。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热血沸腾，很想打抱不平，把这些衣冠禽兽踢回一顿。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我只好压抑了满腔气愤。我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懦夫！”我的美国尺度在讥笑我。“忍耐！”祖先的中国尺度又在劝慰我。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罢！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末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

那末就发展工业，让他们去做工吧。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工业又无法发展。农村里农夫过剩，只要军阀们肯出钱，或者肯让他们到处掳掠，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可以应募当兵，在这种情形下，欲求政府稳定势不可得。因此发展工业的路还是走不通。

租界公园门口的告示牌已经有了改进，“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禁条已经修改为“只准高等华人入内”。甚至一向趾高气扬的洋人也开始发现有些值得尊重的东西，正在中国抬头。

关于上海的事，暂时谈到此地为止。

上海这个华东大海港和商业中心，现在已经与向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和杭州由铁道互相衔接。由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再往西通到南京在下关渡长江与津浦铁路衔接，往北直通天津和当时的首都北京。上海往南的铁路止于杭州，尚未通到宁波。

我的家乡离宁波不远。宁波虽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终未发展为重要的商埠，因为上海迅速发展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宁波黯然无光。宁波与上海之间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只每夜对开一次；两家是英国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许多年前我父亲曾经拿这些轮船作蓝本，打造没有锅炉而使用手转木轮的“轮船”，结果无法行驶我从上海经宁波还乡，与我哥哥搭的就是这种轮船的二等舱。

事隔二十年，乘客的生活无多大改变。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我们为了占住舱位，下午五点钟